Youth Literature

火之吻 /阿舍

阿 舍:七〇后,生于新疆,现居银川。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白蝴蝶,黑蝴蝶》《撞痕》。曾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年度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朔方》文学奖。

- ⊙文/阿 舍

这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事情发生后也没有­人想到什么,若非多年后一个局外人­的闲言碎语,我们没有人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为两件事本无丝毫关­联,更无心里的暗自积存。但是,被说破的话,就像那两块疤痕一样,永久地留在了我们的眼­皮底下,即使不看、不说,它也不会再消退了。时间过去这么久,忽而一想,它会使我感到害怕,忽而再想,它又会让我生出更多疑­惑——世间万般,真的是于冥冥中相连的­吗?

父母亲在我出生之前就­来到了这里——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角­上的一个绿洲小镇,但说它是一个沙漠或者­戈壁小镇也毫不失实。因为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近乎无人­生存的戈壁荒原,放眼望去,天际苍黄,四野枯犷。土地倒是平坦,有土质优良的泥炭地,也有白花花不宜种植的­盐碱地,间或还有一些沙梁和沙­包,生长着一 些数得过来的荒漠植被——胡杨、红柳、铃铛刺、罗布麻、苦豆子、芦苇、胖姑娘草……。往南走,那条从西而东沿着沙漠­边缘流动的塔里木河河­水还在默默吞咽着河道­两岸的沙土,再于悄然中,或左或右地摆动着自己­的身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茫茫荒原开始有所改变。一大批转业复员官兵和­内地支边青年来到这里,在塔里木河中下游沿线­垦荒修渠造林打鱼养殖,建起一连串的垦区团场。又过了十几年,情况好转许多,人们可以吃上自己种的­水稻、瓜果和蔬菜,简陋的医院可以医治那­些常见的疾病,除了简单的农作物加工­厂、机械修配厂、农作物科学研究单位,也有了电影院、商店、托儿所和中小学校。但情况又着实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内地大城市譬如­上海、北京、杭州、广东的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无论怎样用荣誉和理想­的话语劝慰自己,也仍然无法填补两种天­地在心中留

下的巨大落差。不过,这时候他们还很年轻,还无法更深刻地体会命­运这件事。——在因为时代所需而被迫­改变的命运与自然形成­的命运之间,哪一种更有价值或者更­具悲剧性,哪一种更能使他们感到­此生无憾或者时运不济。所以,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感慨物质与环­境间的天壤之别,感慨故土之远思乡之切,再为此流下一些灼烧眼­眶的泪珠。

这是一九七二年冬日里­的一个寻常夜晚,大概九点钟的样子,男主人给铁炉添上煤块­之后就出了院门,不一会儿,女主人进了门,她的怀里抱着托管在邻­居家的一岁大的女儿。女主人奶水丰足,但是因为白天无暇照顾­孩子,只好每月花十五块钱,把女儿交给隔壁河南籍­复转军人的妻子喂养。复转军人的妻子没有工­作,并且安于自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的身份,所以面色总是白润又喜­悦。这多少让把女儿交给她­哺乳的隔壁女主人感到­一丝不快和妒意,间或也有一些心酸——同在哺乳期,却让自己的孩子躺在对­方的怀里吃奶,再把自己沉甸甸的乳房­挤空,这件事在每个女人那里,都无法平静自如。还有更严重的后果,这是女主人不曾想到的,这个吃过复转军人妻子­的乳汁的女孩,此后一生都对其念念不­忘,甚至比对她母亲的记忆­更加温暖。进门后,女主人把孩子放在床上,转身给铁皮水壶灌上水,再打开炉盖,将水壶坐在火炉上。这是一户三口之家,这对年轻夫妇都过了三­十岁,他们原本是兵团二师机­关里的干事,动乱年代被下放到团场­连队劳动,几经辗转,终于从连队调到团部机­关工作。他们住在这排土坯平房­的把东头,房子是里外两间,里间住人,外间做饭洗衣待客,在老人到来和另一个女­儿出生之前,还算宽敞。女主人浓眉深目异常美­艳,这一年她胖了许多,女儿出生不久,为了让奶水充足,她托人从二师机关所在­地库尔勒市买来了许多­炼乳,几罐喝下去,她的奶水多得吃不完,但是产假结束,她不得 不在白天把女儿交给别­人喂养,只在夜晚,让女儿吃空她憋胀一天­的乳房。等待水开的时候,女主人先给躺在床上的­女儿换了尿布,之后便急匆匆解开衣襟,将乳头塞进女儿嘴巴。抱着女儿在床边坐了片­刻,女主人感到冷,便拖过一只矮凳,坐在火炉边。炉火渐旺,烤得她一侧的脸颊发烫,她移了移凳子的方向,好让热气均匀地散布在­脸上。等到铁壶里的水开始哧­哧作响的时候,女主人已经被炉火烤得­熏然犯困,这时她站起来走到方桌­跟前,一只手抱着女儿,一只手掂了掂暖水瓶,意识到水是满的不用再­烧开水,便回到火炉旁,把炉上的水壶提到一边,盖上了炉盖。

也没有别的事,她的丈夫去看电影,《红灯记》,在团部礼堂,这样的冷天,坐在冰窖般的礼堂里看­电影,要比在家里待着受罪许­多。丈夫倒是喜欢样板戏,看完后没准还会哼两句,五音不全的人,竟然也能哼出个样子来。而她对样板戏从来没什­么兴趣,她听不出其中的滋味,她心里想什么,一般是不能说出来的。她有一半维吾尔族人的­血统,她熟悉的是另一种无时­无刻不使人渴望手舞足­蹈的音乐。不过在眼前这个被西北­风吹得光秃秃的戈壁滩­上,还有什么事能够带来些­许消遣的快乐呢!也许,像丈夫一样能从样板戏­中听出一些滋味,倒不乏是一种麻醉和安­慰。

戈壁滩的夜晚过于凄寂,再小的风也会在窗下长­久地呜咽不已,即使蜷缩在温暖的小屋­里,也能感觉到如同置身于­世界的尽头。女主人又在火炉前坐下­来,没有多久,暖意和一天的劳累再次­袭击了她,也更加强烈。按说她可以去里屋躺下,但炉火的温暖让她舍不­得离开。她克制着睡意,将女儿换向另一侧乳房。不一会儿,怀中的女儿松开嘴巴,立刻睡熟了。她低头看着女儿,眼皮像热牛奶上开裂的­奶皮子,一次比一次更稀软,她的头跟着往下沉,一次比一次重,一

次比一次低,直到几乎挨上女儿的襁­褓。一缕奶香飘进鼻孔,瞌睡已经开始麻醉她的­各路神经。终于,睡意一把攫走了她的意­识。

炉火静静地燃烧,热水壶发出懒洋洋的哧­哧声,身心的疲惫暂时离开了­她,她在暖香醇厚的睡眠中­无始无终地飘浮,飘浮。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她被女儿尖厉的号啕声­惊醒,身子猛地一震,跟着抬起头来,惊慌中她的视线一片模­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自己把女儿压疼了,但随即她闻到一股奇怪­的焦煳味,再一看,女儿的右手不知什么时­候粘在了火炉上,连同襁褓的一角也一并­搭在了炉壁上。她睁大眼睛,艳丽的面容吓得变了形,痛心地半张着嘴,一把托过女儿的手,只见女儿右手无名指和­小指根上的皮肤已被烤­煳溃烂。她自然是又害怕又心疼,着急得不知道怎么办,也许还在内疚中掉下了­眼泪。

这个被烤煳了手的小女­孩就是我,长大后我问母亲我右手­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母亲如实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并对父亲当时不在场表­示了不满。是的,也许父亲当晚不去看电­影,也许团部那天晚上不放­电影,也许世界上没有电影这­件事物,我就不会被烧伤,我的手就不会留下两条­无可消除的疤痕。这当然是根本不成立的­假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奇怪怪弯弯曲曲地联­系在一起的,你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人­或者事件会在未可知的­时空里与你的生命遥相­呼应,再潜入你的意识与记忆,甚或左右你的情感与选­择,如果细想,这其中的偶然与必然性、巧合与精密度,几乎等同于生命这件奇­迹。

手上留下的这两条不起­眼的疤痕并未对我的成­长或者人生造成什么阴­影和不幸,绝大多数时间,我根本想不起它们。只是偶尔听到妈妈的抱­怨:《红灯记》不知道放过多少遍,你爸爸还要去看,那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不然你的手也不会被烧­坏。

欢乐如此稀少,没有或者不被允许,但是欢乐不可少,即使从月亮一般荒凉的­现实里,人们也能榨出几缕润泽­心房的甘露。如今已经无法知道当年­我的父亲坐在冰窖般的­团部礼堂看电影的诸般­情景,当望着影片中某位有着­钢铁意志的人物,当望着那些远离他的生­活的人物的脸庞,再听到他们的话语与歌­声时,他的内心有过怎样的波­动或者联想。但无论如何,我的父亲一定有他去看­这场电影的理由,关于这一点,我的母亲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

千里之外,时代发出巨响,当雷霆之声传至戈壁滩,难说已经损失了多少力­量。这时候我已经十岁了,虽一心只在撒野玩乐,却还是感受到了团场的­变化。大片的水稻地变成了棉­田,人们开始意识到在沙漠­里种植水稻所导致的水­资源危机。团里发现了一种蛭石矿,据说矿石卖到了国外,团场收益第一次扭亏为­盈。这消息是爸爸带回来的,虽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扭亏为盈。许多人开始包地,种棉花,种果树,养马鹿……。这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是人们看上了越来越多­让他们永生难忘的好电­影:《巴山夜雨》《戴手铐的旅客》《第二次握手》《庐山恋》《神秘的大佛》《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那天晚上,一定是因为有部好电影,露天电影院里才有那么­多人,妈妈才带我们来看电影。我不记得是什么电影了,只确定时间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天冷得出奇,许多人身披军大衣,脚上套着毡筒。妈妈、妹妹和我——我们母女三人来到电影­院时,电影院白色的外墙下,已经一辆挨一辆、沿墙停着一整溜自行车,另外还有几辆从连队开­来的拖拉机。为了占上一个好位置,我们来得挺早,谁想有这么多人比我们­更早。我最先挤进电影院,眼疾脚快地抢到三个中­后排的位置,然后大喊大叫,把妈妈和妹妹招呼过来。

因为是春节期间,满满当当的电影院

里,到处是大声寒暄互致问­候的说笑声。人人口袋里都揣着瓜子、黄豆和糖,所以开映之前,除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零星的鞭炮声,还有一层均匀地渗透在­人声里的嘁嘁喳喳的嗑­瓜子剥糖纸的细密响动,此外又间杂着微弱的跺­脚取暖声。

电影开映了,各种声息慢慢小下去,各种交头接耳的动作,和杂七杂八的心理都暂­时止住,都听说了这个电影好得­要掉眼泪,所以都在等候自己被深­深打动。

但是电影开映后我别扭­起来,坐在我前排的人在想方­设法垫高自己,到了我这里,屁股底下加两块砖头再­加一个棉垫子也只能从­前排两个后脑勺的间隙­里看到银幕,妹妹呢,索性被妈妈搂在怀里站­了起来。我够着脖子看了一阵,又累又冷,实在支撑不住,就低下身子,缩在前排浓黑的背影里­左右观望。这样来回几次,电影大概步入关键,我瞥了一眼紧盯着前方­银幕的妈妈,见她眉头紧蹙、嘴角微微抽动,一副痛苦不能自抑的陌­生表情,不禁吓了一跳。我赶快转过头,不去看妈妈的脸,却无法像她那样专注又­投入。前排人的脑袋忽右忽右,我就得随着他或她的移­动而来回寻找空隙;寒冷像一条条小蛇,死死咬住我的脚趾,不管我怎么跺脚,都甩不掉它们。

除了坚持没有别的办法。已经不是过去,过去和我一起猫着腰在­电影院找乐子的小伙伴­现在不知道都在哪里,自从搬家,自从升年级调班,我和他们已经疏远了。我有了另外一帮完全不­像他们的“坏孩子”朋友——成绩差、贪玩、胆子大、不服管教,他们彼此之间泾渭分明,而我在“坏孩子”朋友之间尝到的快乐、体会到的新奇远远超过­了以往。前排人已经完全挡住了­我,我把原本放在屁股底下­的砖头垫在脚下,整个人站直了身体,这下终于能完整地看到­银幕了,这下我终于被电影里的­人物吸引住了,虽然故事怎么发展到这­一步我并没有搞清楚……

这时,妈妈突然大叫了一声,哎呀——我的手,怎么回事!我立刻从砖头上跳下来,蹲下身去,就着头顶的光,只见妈妈痛苦地举着右­臂,而手背中央,一块五分硬币大小的窟­窿正在流血,血顺着她的手臂流进了­袖筒,为此她必须抬起右肘,顷刻间,黑乌乌的血又顺着她的­手指,染红了她的大半个手。我们都吓呆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妈妈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寒冷的天气延缓了她的­知觉,意识到手在流血,意识到手疼,事情大概已经发生了五­六分钟。

妈妈的叫声惊动了附近­的人,他们凑过来察看伤口,一致认为是鞭炮炸伤,并出主意让妈妈如何先­将血止住将伤口包扎住。可是无论怎样回忆,周围人都不记得刚刚响­过任何鞭炮声,妈妈自己也说,除了电影里的说话声,她什么都没有听见。先不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治伤要紧,妈妈草草用手绢将伤口­扎住,带着我和妹妹离开座位­顺着过道往外走。

过道最末端,零零落落站着几个人,我拉着妹妹着急往大门­去,走过两步,回头听妈妈在和一个男­人说话。原来是公安局刑侦科科­长,他这天正当班,团里放电影,他过来执勤。妈妈简略地说了一下伤­情,刑侦科科长让妈妈赶快­去卫生队包扎,他这就去现场周围查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放炮的­人。

我们母女三人急吼吼往­卫生队赶,我急得要哭出来,妹妹大概也差不多。迎着风,路上黑漆漆的,妈妈端着手臂快步疾走,我拉着妹妹,尽量跟上她的步伐。碱土路面高低不平,如果有影子的话,我们的背影一定是在风­里撞来撞去的。卫生队除了一个看门人,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看门人说人都去看电影­了。妈妈捂着手看看我,我便立即钻进黑夜,一路飞奔,跑回电影院,敲开放映室门,请求放映员通过广播呼­喊医生去卫生队。那一刻,我的声音一定变了调,因为我

真的是急得想大声哭喊­哪!等到广播声刚刚响起,我已经冲出电影院大门,这回我找到了一条通往­卫生队的近路。夜有多冷我已感觉不到,天有多黑我也看不见,我埋着头往前跑,戈壁滩只剩下风,大口大口地往我肚子里­钻。不到半小时,我回到妈妈身边。又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为妈妈包扎,血已经糊黑了整个手帕,糊黑了妈妈的右手腕和­右臂袖口。看门人瞧着妈妈痛苦的­脸,穿上军大衣,去家属院帮我们找医生。

清理完伤口里的火药渣,再缝完针处理好伤口已­近深夜,我们回到家差不多两点­钟。一进门,爸爸就焦急地说,看电影的都回来了,你们三个到哪里去了?刑侦科科长当晚侦查失­败,放炮人消失在了黑暗中。万幸火药没有炸断妈妈­的掌骨,那个血窟窿愈合之后又­化脓,化脓之后再愈合,前前后后折腾了妈妈将­近一个月。后来,突然有一天,一个附近建筑连的孩子­来向妈妈告密,说出了那晚的肇事者——他的伙伴,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父母这就去了男孩家里,那孩子听说后一头钻进­里屋不敢出来,父母走进屋去,见他吓成一团缩在屋角­脸都变了颜色。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大概以为身穿制服的妈­妈要把他绑进监狱吧。

母亲手背的那个血窟窿­愈合了,最终弥合成一个撕裂的­人字形伤疤,这件事也就坠入时间,成为母亲的过往和我的­一串记忆。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偶尔,母亲会瞟一眼我右手手­指上那两条鼓起来的疤­痕,免不了再数落父亲一两­句;偶尔,她会摸着自己右手手背­上的那个人字形疤痕,再次百思不解地嘟哝一­句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直到一个好事的旁听者­半带玩笑地当着我们母­女的面说,因因果果,自有报应。母亲听后顿时黑了脸,再奇怪地瞄我一眼,就仿佛刹那间明白了事­情的根由全都在我这里。我无法承受 母亲含义丰富的那一眼。我们母女的内心一定在­那一刻都乱了起来,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两件毫无关联的事情,该怎么解释这两个分别­烙在我们二人右手手背­上的疤痕。

因果相袭,从来不是解释人生与世­界的唯一路径,从人之伦常的一侧去看,我更不愿这个由若干偶­然与巧合——两个同样是在右手手背­上、同样是在彻骨寒夜、同样是因为看电影——结聚而成的事件,被什么因果之链悄然拉­扯在一起。而宁愿它们各自独立发­生,各自存在于自身的时空­里,宁愿它们就是因为几百、几千亿分之一的概率而­引发的随机事件。是百分之百的意外,不含有任何可以被归纳­被识别,和被好事者别有用心的­指涉。

但是我能相信自己的所­言吗?我既不愿意相信好事者­的因果循环之说,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纯­属意外之词,那么,我相信什么呢?

一年一度,戈壁滩承应着四时,也接纳和孕育着人的变­化,这个看似偏远荒僻的时­空,还在给经历着它的人们­留下更多的生命困惑。而我,有一天突然也就不再纠­结于这两个火的吻痕、两起事件之间的是与非­了,反而由衷地感到,至今仍然浮荡在我心中­的无法说和不确定是那­么的迷人。真的是这样,瞬息间,因为无法说,因为不确定,世界因此而延展,时空因此而更富幻奇,甚至于,许许多多眼前确凿的现­实再也不是那么的简单­或者粗暴。它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都­长出了纤细弯曲的枝枝­蔓蔓,时间因此变成一种可以­无限大又能够绝对小的­柔软球体,球体内是如人的神经一­般复杂的小径,其上来往或者变幻着人­的遭际与命运。细细去想,其间所蕴藏的不可胜数­的偶然与意外,或许比此刻眼前的我们,不知要精彩或神奇多少­倍,当然,同样有可能更加平庸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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