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有神 /侯磊

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

Youth Literature - - 气象 PHENOMENON - ⊙文/侯 磊

我总是忘不了小时候第一次逛北京地坛公园时的情景,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静谧幽雅的地方。

那是早春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铅灰色的天空显示着它的冰冷,连绵不绝地凝聚着的乌云像远方积雪的山峰。雾如同许多白色的飘带,它苍松翠柏缠绕了又解开,解开了又缠绕。叶丛和枝丫则由于风的吹拂,如一张活动的网似的来回摇曳,呼呼的啸声仿若在演奏千百架风琴。鸟的鸣声犹如添上了蒙蒙细雨,寥落的游人点缀出这里不是旷野,而那个园的主题建筑——祭坛,被我视为神圣。我想,这园子里肯定有神,就叫这个神为园神吧。

我从小好动,觉得家就像一座监狱。父母工作忙,为防止我到处乱跑,常把我锁在屋子里,稍大一点就锁在有花草的院内,看院墙内四角的天空,幻想着外面的花草树木与院内的有什么不同。一旦被放出院门,缤纷的万物给我强大的视觉冲击。于是以家为起点,出了胡同东口,向北走过两个十字路口,过了护城 河,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大红门。看门人拦住了我,问我是否有大人同来。我一边答没有一边往里走。他一把揪住我,像拽小鸡一样拉出来。我只有向后转,转身的一刹那我抬头看见了墙上的木牌,那四个字我从小就认识:地坛公园。

当我上学后,地坛是我跑步的折返点。从家跑到地坛门口再跑回来,用不了半个小时,后来跑得快了,穿上球鞋用不了一刻钟。跑到大门口伸着头向里面望,看着游人从我身边掠过,进去或者出来,他们像进牛奶站取牛奶一样,进去时空着手,出来时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间一长,看门人问我为什么不进园,我说学校不让,逛公园要有家长带着。看门人笑了,说现在的孩子、家长、学校都怎么了,我像你这么大时自己到护城河什刹海,夏天游泳摸鱼,冬天滑冰。我在想他是不是前几年那个把我揪出去的人,我感到我有了进园的权利:我长大了。

有一年寒暑假的时候,我每天能到地坛玩一趟。在这里,我会打球、跑步、赏景,看别人抖空竹、翻着花样踢毽子、听地道的胡琴和西皮二黄。会带着一根标枪,到一片林子里,把标枪扎在地上拉羽毛球网,另一端系在一棵

树上。跑步时会把砖地上匍匐的蚯蚓轻轻拾起放回草丛,防止它被人拾去做鱼饵。路过靠近东门的一个小池塘,会围着池塘跑一圈,看园林工人在池塘里捞啊捞,一把捞出只大号的茶叶色的青蛙来。我捡个塑料袋,套上它带回家当宠物,放进水盆去,看它游泳;又双手举着它四处找女同学,请她们把青蛙当成王子。不过第二天,还是放回小池塘去了,怕它生气。

我在地坛北面的和平里上学,家在地坛南面的北新桥,我骑着一九九六年花三百块钱买来的深蓝色宽轱辘变速自行车,下午放学后经常骑车进了地坛。我有位同学的家就在地坛中的平房里,他爷爷是地坛里的老员工,一住几十年。我羡慕得像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我每天放学骑车与他同路,从北门或东门进,从南门出,穿过地坛回家。每当骑到门口古老得发光的石头地时,会有人从门房处喊叫,要我们下车买票。这时同学就头也不扭地喊:“三号的。”于是,我们大摇大摆地进去围地坛骑一圈,他转身消失于家门口,我再骑车出南门。我还特意问过他,你家人见过史铁生吗?追问过他几次,总是得到失望的回答。史铁生是谁呢?过一阵再问吧。

史铁生是谁呢?他是位失恋者和自杀未遂者。史铁生住友谊医院,他听说自己将永远站不起来了,就去摸电线。第一次,他被电打晕了,没死;第二次他特意选在夜里,将拆下外皮的电线层层缠在腰上,正要摸电门时,被偶然来查房的医生阻拦。另一件事,是他和一位有海外富商背景的北京女孩恋爱了,那女孩用轮椅推着他出门,后来他们的关系被女孩家里人所阻隔。史铁生突然重重地摔了一个陶瓷的笔筒,一拳打碎了桌子上的玻璃板,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号叫。(以上内容由史铁生挚友孙立哲先生在电视节目中讲述。)

史铁生笔下的故事中,爱情与死亡占了大 多数,我想他没少读加缪,可作品里面有汪曾祺+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的劲儿。他还喜欢刘小枫和林达的书。史铁生人活得现实,而文章一点也不现实,都是寓言、哲学和诗。如《命若琴弦》,一个老盲人带着一个小盲人弹琴;如《毒药》,一个小岛上人们为了比赛养金鱼而配置毒药;有时,我不大希望《我与地坛》入选中学课本,更不希望被出成考试题。因为它真的不是写残疾人在颓废中沉思,达到某种人生境界,并在现实中靠写作获得成功的事。史铁生是写出了“一句话”的作家。很多时候,人们只能记住作家或诗人的一句话,如北岛被记住的是“通行证与墓志铭”,顾城被记住的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培根被记住的是“知识就是力量”。作家必须写出一句被所有人都记住的话,而很多作家没能写出那句话。史铁生写出了,就在《我与地坛》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但这仅仅是前半句,后半句史铁生没有写在纸上。后半句话与前半句接起来是:“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像一个期盼节日的孩子那样期盼着死。”

“我像一个期盼节日的孩子那样期盼着死”,这是潜台词,我不该说破它。

从这个角度讲,《我与地坛》最不励志也最不适合入选语文课本。它以铁的事实和纪律告诉你,如果你像史铁生一样死不成,那只能死皮赖脸、毫无尊严地活着。

史铁生承受了太多被回避的痛苦,却仅隐隐地说过一点点,比如他和母亲的关系,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往事。活着比死了更艰难,而他选择了艰难,他活下来了。柔肩担苦难,妙笔做文章。英雄不是美国大片里的超人拯救世界,是残疾人面对着膜拜超人的世界,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活下来。而英雄的表面不是俊男美女,就是像史铁生一样的普通人。

在《我与地坛》发表了十几年后,史铁生双肾衰竭,只能靠透析活着。从他的《病隙

碎笔》中对自然、生活、情爱、信仰的论述,我知道他已参透了生死。一个最喜欢足球和田径的男孩子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双腿瘫痪,他是怎样活到现在并用笔留下了上百万沉甸甸的文字,给我这样像他当年一样无知的孩子留下一座充满幻想的地坛,还介绍了地坛的园神?上帝给每个人的都不会太多,他给了史铁生残疾的双腿和哲人的大脑,使他成为失明的海伦·凯勒,成为失聪的贝多芬。

北京有天地日月四座坛,都是祭祀用的,清亡后就都荒了。在民国时的呈文里,地坛是“内坛外坛荆棘遍地,瓦砾积秽,蒿草陌人”。但经过建设,先后叫过“京兆公园”和“市民公园”,曾创办过“京兆养济院”,让贫民在此学点简单的种植方法和手艺。也曾在园里建设了世界地图园、共和亭、公共体育场、演讲台、通俗图书馆等,都已踪迹无存。值得一说的是共和亭,一个亭子里挂上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的圣人画像和文字介绍。汉为黄帝、满为努尔哈赤、蒙为成吉思汗、藏为宗喀巴大师,而回为穆罕默德;为了尊重穆斯林不拜偶像而没有画像,只有空白。

军阀混战时,这里经常驻军;抗战时期,日本人在西郊修机场,把失去土地的贫民迁到地坛里来耕种,就此公园改成了菜园。解放后再次荒废,大半作为绿地,搞过一些展览,存放一些国庆游行的彩车。人们能随意进来。地坛卖票始于一九八四年,票价五分。

这里面最荒的时期,大概是“文革”时被叫作“革命公园”的时候。园里只有些工程队在漫不经心地修缮大殿(不修就塌了),修的时候还顺便拆了一座钟楼和两个井亭。而北京的孩子都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空旷得园神时不常地想显灵现身。就这样过了些年,有位作家史铁生,摇着轮椅来这里跟园神聊天。

我最喜欢民国时地坛的一张照片,是公 园的二门。门是红色,上面戴个绿琉璃瓦的歇山顶,远看小巧可爱,近观大气庄严。而门的背面两边有竖写的字,右为“言忠信”,左为“行笃敬”,楷体粗壮,厚重端庄,恐怕这是园神的主张。

有一次,我来到办过多年的地坛书市,这才明白,每次书市,书越来越少,卖杂货的越来越多,像杂货市场。再后来,就不办书市了,管理部门把地坛翻新了。仿佛这才想起来要保护古建筑。从那以后,公园里有了精心养护的笔直的园路,宽敞的广场,艳丽的鲜花,柏树成行,绿草茵茵;没有栅栏的地方拦上了栅栏,园中的土路绝迹了,铺上了地砖,长满木耳的木栅栏绝迹了,墙院建筑都刻意地装修过,昔日的皇家坛庙衬托得愈加像个人民公园。每当抬起头来,目光抬过那围脖似的红墙,都能看到有光从不远处高楼玻璃上反射过来,给地坛增添了新的光辉。

以前进园,听得最多的是悠扬的胡琴声,现在是震耳欲聋的广场舞歌曲。唱广场舞歌曲的人多得如军队拉练,不由得让我担心起园神听了这么多年吵闹,恐怕也早已从地坛南门出去了。

那时候,有消息说史铁生病重,所以我绝望地写下“生的生命之船不幸触礁,可能来日无多”。纵使把苦难形容出很多意义,把人对绝望的无助说得感人异常,但言说的意义也无法抵制残疾的现实。一回到每日的柴米油盐,便将一切词语打回原形,围观者的鼓掌不解决实际问题。人无法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只能在口头上战胜苦难。

直至公历二〇一〇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被上帝召唤而去了。他不用受苦了,但地坛还在那里。

据说在一九九〇年世界杯期间,有一次作家朋友们去沈阳做文学活动,把史铁生也带

了过去,课余时间,作家们玩嗨了,开始踢足球。因为人不够,他们就让轮椅上的史铁生守大门,还跟对方说,射门时轻点,别把坐轮椅的守门员踢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史铁生说:“哥们儿,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啊!”

他昼信基督夜信佛,佛陀为体,耶稣为用。他通过写作出名,结婚但没养孩子;写电影电视剧,出国访问,靠体制解决部分医药费。他从胡同平房搬家到楼房,还延续着整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他一直是八十年代穿着毛衣、戴大镜片宽边眼镜的文艺青年。

作家止庵见史铁生,史铁生见面就问他: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止庵后来讲,史铁生一直有点八十年代的状态,见面还问在读什么书,就像他身上穿的旧毛衣。

那个年代,地坛成了菩提伽耶(佛祖成道处),你可以把任何一株古树当作菩提树。地坛的园神为史铁生提供了一片旷野,又提供了人间世相,更提供了一个大趴乐方(北京话:平台,源自英文platform)。

可能是史铁生坐在一个大众对文艺感兴趣的年代,犹如坐在国王的宝座上。

那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影响,一切兴旺如骚动之春,人人都穷,但人人都热心肠,互爱互助,甘于平凡,心无芥蒂。我帮助了你只是搭把手的事,绝不会当作人情筹码来换取人脉与机遇。那时讲究助人为乐与见义勇为,也有情商和人脉,但那不是追求;他的生活中,充满这种时代热情的帮助。那时残疾人的设施没那么完备,但人摇着轮椅走在大街上,不一定会恐慌。

我常常想史铁生残疾的事。因为残疾,所以去地坛;因为去地坛,所以思考;因为思考,所以写作。我不大认可,“残疾人没法干别的而更求助于思考”,这逻辑说不通——仿佛对他来说,残疾只是人生中“顺便”的事, 犹如他随身携带着一个果子。

如果写文人列传,大多会这般下笔:鲁迅,幼年丧父;司马迁,下狱受刑;曹雪芹,举家食粥……史铁生便是:腿有疾;或:身不便。罢了,就三个字,随后再写他的功绩,性通灵,善哲思……总之,他不残疾也会写作。什么都不会才当作家,这本是作家的自嘲。

现在北京没有荒废的地方了,一切那么精致,一切那么摩登。除了文学活动中缅怀史铁生的那几个小时,我们已不需要他。

恶是善的缺乏,正如残疾是人的缺陷。每个人都有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便是残疾。人与人之间此长彼短,此消彼长,绝无多少。看他人之恶,有助于见自己的可恶;发现别人的残疾,有助于发现自己的残疾。残疾不残疾都要思考,因为每个人都会死。而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想求解脱。史铁生一生都在扛着苦难求解脱,他血淋淋地扒开求解脱的整个过程。他用最柔软的一面,去触碰现实的坚冰。

是八十年代对爱与死的观念,帮助史铁生活了下来。而我在地坛里自问自答,若我突然瞎了,哑了,残了,能像史铁生一样活吗?不,没戏!苦难是你自己的,别人用语言给你支持,抵抗不了残疾的绝望。

史铁生是用内心的扭曲与疼痛之血来写作,他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普通人兼救世主。可事到如今,还是有学者不理解他,认为他的《病隙碎笔》只写了他思考的过程,而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就一个从残疾日渐走向死亡的病人而言,思考的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正如他所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

——是史铁生这个名字,赋予了那一具双腿残疾、双肾透析、头发不多、戴着大黑边眼镜的肉身以生命的意义。残疾的苦难,配不上他的文字。他并没有战胜苦难,只是把苦难吞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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