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中孤独着（散文） /赵彦

赵 彦：七〇后，一九九五年开始写小说，曾在《小说界》《人民文学》《大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及随笔若干，出版有《我们都是二手动物》等。现暂居西班牙，就读于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

就像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自从来到西班牙后，我几乎碰不到一个同龄人。我把同龄人的定义放宽至整个七十年代这十年时间，为的只是能够碰到更多的“同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几乎碰不上一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充斥在大学校园里摩肩接踵的都是八五后、九〇后，他们让我显得“很不合法”，就像一块过期面包被不合理地摆在当日出售的货架上。半年前搬到一间合租公寓，两位室友中的老室友（也是个诗人）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属于时间错位得更厉害的另一极。因而老室友的大部分价值观都是弗朗哥时代的，而诗风则属于已被制成木乃伊并被文学的大漠风沙深埋的“新主义”。哈罗德·布罗姆怎么说的？“过去是诗人的恋人”。很显然，我这位老室友的恋人是那些朝他背过去的几十年，以及他陆续死去的亲人和朋友。因而他诗歌的羽毛笔从来不蘸现在和将来的墨水。他每天早起去外 面散步，目的地是埋有他女儿的那片墓地。那块墓地也是一家公园，离我们住处约一公里。

因而可想而知，当我搬来这间公寓第一眼看到另一位室友Ａ时的那种喜极而泣的心情。他额头上的一小缕白发和眼角的皱纹成了一枚我们可以彼此指认的徽章。我俩于是在厨房里完成了简单的寒暄。我们还有点“沾亲带故”，他是做戏剧的，而我刚刚完成的论文是文学与戏剧研究。Ａ比我大两岁。但我与Ａ见面次数很少，我一个月见不到他几天，他有一半时间在北部一个城市演出，另一半时间在马德里，在马德里的时间还要减去去另一个小城市的几天。因而我们一直没有像样地聊过天，我对他了解很少，他对我也一样，几乎只知道我是个中国人。老室友给我看过他几个视频，在网上能搜到的广告，以及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戏份很少的配角。他的戏剧作品只能去剧院观看。他长

得很帅，眼睛又大又圆，个子也高，身体上的条件一切都很完美。他的形象很符合我对西班牙帅哥的认识，尽管我一再声称自己并不好男色。

那段时间我已经不再在每个傍晚大哭了，我已经越过了那个阶段，我每天傍晚去附近的Casa de Campo散步，沿着树荫慢慢走过去，心情平静。植物们让我彻底安静下来了，像它们一样，我把根在黄昏之后的夜晚深深扎沉了下去，好让自己脆弱而摇晃不定的根须在下面紧紧拥抱。我避免自己再次像个动词原形碰到不同的男性人称就想着去改变自己，为了那些没有必要的最终会被删去的爱情的句子和段落。

当我思索我一生短促的光阴浸没在以 前的和以后的光阴之中，我所填塞的——并且甚至于是我所能看得见的——狭小的空间沉没在既为我所不认识而且也并不认识我的无限广阔的空间之中；我就极为恐惧而又惊异地看到，我自己竟然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为什么是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是谁把我放置在其中呢？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的这段话让我觉得有些挣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是偶然的产物。偶然来到一个地方，又偶然被安放在一个时代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能摆脱的孤独，一种是空间上的，一种是时间上的。电脑和网络手机即时通信软件已为我们解决了前者，但时间上的孤

独，比如我此刻所置身的处境却是任何软件也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整整两年来，我没有交往到一个同龄的朋友。与空间相比，我更愿意佩戴上时间的姓氏和国籍。我更愿意认一个同龄人为自己人，而不是小我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们。我已经到达一个对时间比空间更敏感的年纪了，那些前一年与后一年、前一个小时与后一个小时、前一分钟与后一分钟、前一秒钟与后一秒钟之间的距离于我更加重要，而不是以公里计，以大陆架计，以海洋的空间差别计。与空间相比，时间更像是一座建筑，一个有着过去、现在和将来三面墙围砌起来的牢房。空间的建筑我们可以穿越，借由墙、阶梯、门、窗；但时间不能。我们永远被这三座墙关押着。没有一个人能够穿越将来来到现在，也没有人通过现在回到过去。时间的建筑只有死者和不存在者才能越狱成功。

我的老室友终日孤独地在他房间里写诗，每天深夜两点钟起床，写到五点，之后出门散步。等他回来散步，我与年轻室友Ａ可能还在呼呼大睡中。我与Ａ都有各自的夜生活，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合上自己的电脑或关掉台灯，每天早上我们也几乎在同一时刻把被干净身体弄湿的浴巾挂在浴室的钩子上晾晒，之后，他去他的剧场，我则把自己房间的门合上开始一天的学习。但多数时候只有我与老室友的时间在单独对峙着：我夜里一点左右才上床；而两点多，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就开始他的白天时光了。到了早上八点，天色大亮，为了催醒我，老室友把手机里的电台打开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而完全不顾忌我彼时才入睡五个多小时。

他写的诗我完全不欣赏，他自称诗人，其实只是在印刷厂自费印了几本诗集。就像我自称是作家，其实只是在电脑上找一些准确的词和句子一样。写作的意义并非是留下作品，而是像卡尔维诺说的，我们写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的目的，是让这些东西能够 在非文字世界有存在的可能。当我们的注意力从书写的规矩转移开来，去跟随任何句子都无法包含和耗尽的、多变的复杂性时，我们能够感觉自己在进一步地理解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文字的另一面总有些东西想从沉默中走出来，通过语言来表达意义，就好像不断敲击着牢狱的围墙，想要挣脱束缚。我与老诗人很少交换各自写的东西，因为他的诗我不喜欢，我写的中文他读不懂。如果文学还能谈论，我们大致只谈论一些人名，比如他喜欢的一些已过气的西班牙作家，而我则试图用波拉尼奥等作家纠正他过时的趣味。在我们这间公寓里缺席的Ａ才是主角。因为我与老室友的活动几乎都围着Ａ。一旦Ａ回马德里，老室友就会变得紧张， Ａ随时会批评老室友的右派观点，批评让我们安身的公寓过时的装饰风格，甚至包括老室友的每周一次来帮我们打扫卫生的摩洛哥女性朋友。老室友最近一年正在与他的摩洛哥女友合写一部小说，Ａ把老室友的诗和他们的小说合称为“屎”。这两个西班牙男人在一起只交流足球，在客厅里，在有足球的季节里。而我对Ａ感到紧张，显然是我喜欢上了Ａ。Ａ的缺席者身份，让我每次在家里看到他时都像一个人类在一座孤独的星球上看到了另一个人类，因为我们身体里有一些东西由共同的时间铸造而成，无须语言也能彼此映照，它们有着相同的体重，有着相似的表情和几乎一样的声线(比如我们都是听着麦克尔·杰克逊的歌长大的)。我不知道Ａ是怎么想的。显然这种感觉在我这里更加强烈。Ａ一回到马德里，我们这套公寓里的声响就会由电视新闻换作音乐，不用说，那也是我喜欢的声音。新闻是老室友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身体，诗歌是他深藏的心脏，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活在世界上的；而Ａ却把老室友的“身体”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因而在Ａ出现在公寓中的几天里，老室友会合上门写更

多的诗，与他自己的“心脏”秘密约会。

我用更多的时间来等Ａ。每天傍晚散步回来后，我都会从楼下张望Ａ的窗户，因为他一回来窗帘就会卷上，以便让新鲜空气进到他房间，有时候他也会拉亮厨房里的灯，五六个小时的舟车之疲让他一回家就忙着找食物。这样的日子——我是说他回马德里的日子——一个月中通常只有十来天，而我的等待却是其余的二十天。这就让我的等待变得非常煎熬。Ａ的、就像波希米亚人那般行踪不定的戏剧工作让我着迷，因为那也是存在于我身体里的东西，模糊不清，但统治着我。在我确定的可描绘的身体大厦里，内部的改变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每一时刻于我都是一场新的戏剧，但是没有一份始终如一的剧目表。因而一直在变化中的我自己于我也是个未知的事物。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在相同的环境下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在另一个环境里它却没有任何身份可言，这就是它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困惑之处。Ａ一直不是Ａ，他是《Sabuesos》里那个只出现几秒钟的警察，是《宾虚》里只有几句台词的战士，是《白兔之夜》里那只奔跑的兔子（这回他扮演了一个主角）。Ａ也经常缺席。他不在的时候，我就只能与一段与我有着四十年之差的老时光——那位老室友——相处。所以我喜欢上的可能不是Ａ，而是别的东西，比如某种空间上的缺席者或时间上的同代人。某种普遍而公共的东西在他身上的投射和显影。

在一次密集的露天音乐会活动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点小变化，有天晚上Ａ吻了我。但Ａ不知道如何与我相处，有过这样的吻之后随即我们以更远的距离分开了。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吻对我这类亚洲女性是否算冒犯，也不知道如果通过吻把我们的关系发展成一段爱情，我是否会成为他生活里的麻烦。总之，那之后有整整一个月他没再来马德里。再来时我们除了在走廊和厨房里不痛 不痒的问候就没有更多的表现了。每天晚上老室友一入睡，他就钻入客厅把门合上看他的电影或由他的朋友出演的电视剧；而我则尽量减少在公共空间里出现的时间，我的房门始终紧闭，我也尽量不让我的活动声音传至更远的地方。

七月，我的前男友中的一位来看我。那天我刚刚把前男友接回家，Ａ忽然就从另一个城市回来了，我去开门时他看到我穿着一件吊带睡衣而脸上神情惊慌。顶着这样让他大为诧异的表情，我没有对他说我前男友正在这里，我也没有像平常那样表现出巨大的喜悦，当然最大的可能是那天晚上我并不希望他回来。我假装在房间里忙碌，弄出一些很刻意的声响，以便避免出门与他再次相撞。但我很快听到他们俩在阳台上相互介绍起来了。一个说西语，一个（我的前男友）说意大利语。两人在自我介绍完之后画面是这样的：我的前男友无声地把身体摊在阳台一张他随身带的瑜伽垫子上，Ａ则沉默不解地在另一头盯着他看。一会儿Ａ来敲我的门找我要烟。“那个中国人是你男友？” “前男友……” “你们那个了？”他比画了一下，脸上半是邪恶半是醋意地微笑。“只是前男友，不像你与你女友——” “我没有女友。” “不久前来的不是？” “只是朋友。”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我一只耳朵被前男友的呼噜声所贯穿着，另一只则被Ａ房间里始终没有停止的失眠的动静搅动着。不知道这算不算可以说我们的故事开始了。我与Ａ从此由纯粹的室友变成了关系暧昧的一对同龄人。但也没有更多感情发展，只是多了些身体上的。我与前男友去往北部旅行，我回来后，Ａ约我晚上与他一起去听音乐会。他可能觉得我们的亲密关系由音乐

会而起，因而要有一个新的亲密关系的开始，也应该以音乐会作为起点。

但人生没有一场从头演到尾的完整的戏剧。有些故事会有一些进展和分岔，有些故事则几乎只有一个开头了。我与Ａ就是这样。夏天过得很快，秋季还没开始，天刚刚转凉，我与Ａ经常坐在阳台上抽烟和偶尔亲密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有一天老室友告诉我Ａ在Whats App上对他说十月份他就要走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老室友给他涨房租。其实他要走的事从六月说到九月，他一直说要离开这里。因为他不喜欢老室友的摩洛哥女友，也不喜欢这套公寓的旧沙发，不喜欢厨房里的灶具老是无故熄火，不喜欢客厅书架上摩洛哥女人留在这里的印有阿拉伯文字的书，不喜欢他那个卧室的狭小和窗外喧闹的汽车声……我知道在这些“不喜欢”中，可能还加上我。因为他在我这里有许多象征和隐喻，可我在他那儿可能只是个中国同龄人，而他不想要太复杂的男女关系。我们曾经在老室友的夜晚时间里（老室友的夜晚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深夜两点），在老室友睡着后，我们一起外出看过那么多部电影，一起听过那么多次音乐会，抽过那么多次烟，但这些只要没有爱在里边就不作数，清零非常容易。这些相伴在我缺乏同龄人的孤独时间里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可在他这个正常的西班牙人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宝贵、没有任何地位，甚至不能被称作“艳遇”。

他在很短的几天里就清空了他的房间，他墙上的那些电影海报，卫生间里的洗刷用品，塞在床底下那双新买的大头靴，都不见了。因而在公寓里，老室友的老年气味又开始漫延开来，并变得很重。这是在Ａ不在的日子里我经常闻的，老室友因为很少洗澡散发出来的汗臭味，他的不中用的前列腺里分泌出来的尿臊味，他的廉价的香皂盒和香 皂散发的气味，他的吃馊的牛奶的气味，他的没有扔掉的干面包的气味……。它们如此广大，以至于很快把屋子里的大半空间侵占了，还不算上他那些缅怀逝去的岁月和死者亲友，进而随时会撒播在我们交谈的话语中的蹩脚的诗句。

Ａ运送行李去他新公寓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大哭了起来。我知道让我难过的对象太大太广，不是Ａ，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男性同龄人，不是一个西班牙男性同龄人，不是一种感情，不是爱，不是文学，不是戏剧，不是时间，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是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二，而是所有的事物，是所有让我们耗尽热情又无法真正悲伤的东西。我的哭声大得惊飞了阳台外面路灯上的那对鸽子。那对鸽子经常在我们于阳台上抽烟时偎依着，站在灯架的顶部。我与Ａ平时几乎不联系，只要他一离开马德里去演出，我便再也不知道对方的行踪。因而在他搬走之后，我们一定会重新变成陌生人，不会再相遇，不会再一起去听音乐会，不会再去看电影，也不会再过问彼此的男女朋友。我将重新进入没有同龄人的、孤独的留学生活中，就像老室友每天深夜两点一个人造访他那几乎没有活人的过去那样。

我们都被某种力量关押在自己的单调的时间里并被推着走，我们向前看，向后看，向右看，向左看；但在所有的空间里，看到的都不过是我们在不同的镜子中的反影。我们在时间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围墙里，看到的也不过是被某种迅速流逝的东西改变着的感情。我们从遥远的地方看过来，我们从很深的地方看过来，我们从逝去的事物中看过来，我们从不朽的将来看过来，我们用尽所有的力气看过来，为的只是想看清那些复杂得根本看不清的东西。

就如生活。我们永远也看不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