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长的早晨（外一篇） / 王国华
王国华：河北阜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谁比动物更凄凉》《书中风骨》等十七部作品。曾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现居深圳。
新鲜的阳光从树缝间渗下来，一片斑驳。在最亮的那片阳光中，两只蚂蚁正触碰彼此的触角，不知它们在聊些什么。杧果树上，丰满的杧果渐渐由绿变黄。露水紧紧扒着光滑的果皮，一点点往下滑，终于还是没有挺住，忽地掉在草地上，砸得草叶弹了一下。
我走出电梯，看到的世界是醒着的。所有的事物昨夜都没睡去，一直睁着眼，定格在那里。等我遇到它们的时候，谁按动了播放器，它们开始以正常的速度运行。
迎面而来的老人，推着手推车，东张西望，左看右看，像在寻找什么人。他头上的帽子有点歪，手推车里的孩子也戴着帽子，遮住半个额头。孩子的脸蛋儿白嫩，手指头含在嘴里，笑嘻嘻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他的前世，他认出我来了。
跳广场舞的大妈们舒缓地打着太极拳。整齐的服装，整齐的动作，音乐不躁不烈，音量也不大。如果她们总是这个乖乖的样子，其他 业主怎么会反感呢？
一个大胡子中年人牵着他的宠物狗从我后边走到了前边。那是条黑白花的狗，四条短腿迈着极快的碎步，尾巴使劲儿摇啊摇。它的尾巴和天上的事物似有隐秘的联系。它在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但上面的事物可以听懂。
大叶榕的气根垂下来，直直地扎在地上，钉在那里一样。那些比较细的，还没来得及抓住土地的土褐色气根，被风一吹，轻轻摆动，貌似荡秋千。棕榈树站在路的另一边，无遮拦地伸向天空。四楼的住户从窗户里伸出手来就可以摸到那巨大而坚硬的棕榈叶。我数次抬头，都没看到一只伸出来的手。
这个不大的小区里到底有多少种树木，它们晚上都做些什么？我想从它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端倪，终究没看出来。这些树太有城府了。
这是深圳一个普通的早晨。和暖的风吹出摄氏二十二度的舒适，世间万物都情不自禁张开了汗毛孔。我要到小区外面的市场上去买
早餐。
我像一尾鱼，汇入群鱼中间。小区里的一座座高楼，恰似一座座暗礁。蓝蓝的天空就是大海，淹没了它们，从天上一直蓝到地下。微风如水，在万物中间见缝插针地荡漾。那些鱼一尾一尾和我擦肩而过。互不影响，互不阻拦。偶尔互相瞥一眼，也都满含着温馨和暖意。
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新鲜的，好像从画上刚刚走下来。
邻居阿姨骑着一辆自行车和我打了个照面。那辆车就是她的腿，她走到哪里骑到哪里。我见到她，多数时候是在车上。她用微笑跟我打招呼，脸上的皱纹与路边的紫荆花相映开放。
她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孙子已上幼儿园，孙女还小。孙女见了人就喜欢“啊”“啊”地叫，嗓门好大。我说小家伙长大后应该当歌唱家。两个孩子的各类用品从他家客厅里蔓延出来，一辆脚踏车几乎摆到了我家门口。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烦。一看到那个踏板车，就想象到她的孙子在楼下的大榕树下飞快地滑着走，还不忘冲我们打招呼：叔叔好，阿姨好。
邻居偶尔来敲我家门，有几次印象比较深。一次是阿姨说自己不会填写快递单，她的儿媳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一个地址，让我帮着填写；一次是阿姨送来一个好大的柚子，我们吃了好几天；还有一次，半夜被门铃惊醒，当时还生气谁这么讨厌，原来是邻居下夜班回家，发现我们的钥匙还在门上插着，提醒我们拔下来。
当年住在北方某城，楼上邻居每天使劲跺脚，真是使劲跺，关门也是用力“咣当”一下子，大清早把楼下的我们震醒。晚上则要等他们睡觉后我们才能睡，否则被吵醒再也睡不着了。也客客气气地去说过几次，对方虽冷着脸说“好的”，但接下来该闹还是闹。我心灰意冷，楼下偶遇也不愿意搭理他们了。
对一个城市的喜欢或者厌弃，与你的邻居有关，与你接触到的笑脸的多少、冷遇的多少有关。一个人离开一个城市了，不是这个城市 把他怎么样了，而是这个城市里他接触到的人，给他的温暖不够多，让他冷。
小区保安是广西人，他有时坐在亭子间，有时出来帮邻居开门。尤其过年前后，更是笑脸迎送每位业主。深圳过年要发利是。业主兜里揣一摞红包，内装十元二十元的新钞，看见保安、清洁工甚至公交车司机，都发一个。“笑脸人”更容易多得。一对保洁夫妇每逢大年初一准时坐在楼下门口的石凳上等着。忙活一年，就等此时的年终奖呢。只是微信红包盛行以后，传统的纸质红包陆续少见，所以我想建议那对夫妇各持一个手机，让邻居们扫码支付。
此时，这位年近五十的保安正以哈欠迎送晨光。他仰着头，嘴张得很大，如果不是脸皮绷得紧，这个哈欠简直可以把整张脸裂成上下两半。
两个小区之间的路，原先没有名字，两边都是乱摆的摊位。如今摊位全部取缔，而那些人还在。农民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几代，这块土地就属于他了，那些摆摊的人也有这种想法。他们不会轻易离开。补鞋老头从马路牙子上挪到了超市门口，他远远望着自己当初的地盘。城管不让他在那里摆，他也不让别人在那里摆。他会自发监督。那是他的一个故乡。
几个收废品的人，则从超市门口挪到了树下。他们都来自河南，口音一样，骑着同样的三轮车。有时候围坐一起打扑克，有时候静静地刷手机，看视频，一边玩一边等。总会有某个小区居民把他们叫进去，把丢弃的东西拉出来。
当初我家搬进新居，想把前业主的一个大理石茶盘卖掉。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朝我们收了好几十块钱的搬运费。
卖花人从十字路口搬到了路边。他的手推车上常年装着各种鲜艳的花朵和嫩绿的绿萝。我多次从他那里买盆栽。很想问问他，为什么他的花总是一副怒放的样子，而我买的红掌、
发财树、多肉、白玉兰都活不过半年？我终究没有问，怕他笑我笨。
重新摆布的格局，让街道看上去整齐多了。马路两边装上了很高的隔离栏杆。店铺在早晨和傍晚会把商品摆出来，或把桌子摆出来，但无法摆到马路上。老太太们在超市门口排队等着买打折的鸡蛋。队伍拐了一个弯，差点挡住另一个店铺的门。
这个超市是敞开式的，两面没门，浓重的水果味弥漫在空气里。橘子味尤重。如果我给它起个名字，就叫“橘子超市”。
林立的店铺。水果专卖，青菜专卖，山东大包子，汤粉店，沙县小吃等。店主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回头客。如果她看到你在另外一个店铺买同样的东西，下次去的时候，可能会笑着对你说，老板，好久没见了，我家的水果便宜又新鲜，让你不好意思轻易地离开。
这些店铺也会毫无征兆地停业。几天过后，换了另一个招牌，新店主像上一个店主一样热情地招呼你，老板，来啦。这时候尽量不要问，前店主去干什么了。不问人隐私，是约定俗成的礼貌。
青菜店门口站着两位老妪，说着粤语。可以看到音节和音符从她们嘴里源源不断地散发出去，飞向天空。我曾多次在这家店铺买菜。买一块钱的葱，两三根而已；一个茄子，几根香菜，店主也不烦。那时我一个人在深圳漂泊，妻子带着女儿在北方读书。我完全可以在外面吃快餐，还省事。我做饭更多是为了摆脱孤寂，让我在租住的房子里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即便在这个最年轻的城市，早晨的市场，依然是中老年人的地盘。他们的手上拎着各式各样的塑料袋。人的手里一定要拿点什么，才有安全感。远古时代的人，手里拿个石块或者木棍，随时防身；有那么几百年，上至皇室，下至平民，手里都拿一个“如意”。尊贵者拿金如意、玉如意，下里巴人拿木如意、竹如意。 当下的人呢，自然是拿一个手机。小时候看到农民拿个马鞭或铁锨，老人拿个拐棍。两手空空的人是孤独的，他们无法确认自己能否依靠空空的两只手走到自己的目的地。
那些拎着青菜、油条豆浆、打包肠粉、炒米粉的人，无论男女，表情从容，干净。你可以感到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满足的，世界也给了他们足够多。手里无论什么东西，都会将他们和外部世界紧紧连接在一起，他们与这个世界毫无隔膜。
我在他们中间走着，忽然就忘记了目标。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似乎不做什么不去哪里也没有什么。似乎走进这家店铺和走进那家店铺也没有什么区别。似乎走路或是停下来都没有关系。尽头是什么，我不去想，也不在乎。
这条街道不到五百米，可我仿佛永远走不到头，就像走不出这个无尽的早晨。
茁壮的中午
那些声音来自小区广场中心地带，缓缓地上升。先落在棕榈树的叶子上，停顿了一下，接着往上跳，跳到了棕榈树的顶端。又接着往上跳，到了五楼的阳台上，再沿着下水管道往上爬，一直爬到十六楼。在楼顶都可以听得到。那是孩子们的声音。有的是一个孩子喊另外一个孩子：张梓涵，张梓涵。
有的是号哭。一个小孩把另一个小孩碰倒了，摔在地上的孩子哇哇大哭。旁边的孩子也不搭理他。号哭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又变成欢笑。
有的是纯属莫名其妙发出来的声响，站在那里“啊”“啊”地叫喊。
他们的时间是凝固的，仿佛从早到晚一直在那个被称为花园广场的几百平米的空地上。也不回家吃饭，也不睡觉，也不上厕所。
露天的游泳池里一片喧嚣，十多个孩子在互相喷水。教练坐在池边，吸着烟，看着他们。
有时候吹一声哨子，有时候就直接大喊：不要闹，不要闹。水花遮掩了我的视线。阳光在水花上跳跃。孩子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年龄段，三五个月的婴儿，两三岁的幼儿，七八岁的儿童，十来岁的少年……每一个层级都囊括了数不胜数的人。他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生生不息，层出不穷，参差不齐。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站在街头看看人群构成或许就有答案了。深圳的年轻人真多。孕妇真多。哪天出门没碰到几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就像吃饭没被人称呼为“老板”一样奇怪。
同样的城市，有的在渐渐变老，有的却持续着多年的年轻。
深圳人很多来自潮汕地区，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都想方设法多生孩子。其他地方，家家户户一个孩子，一家六个大人守着一个孩子。在这里，可能是一个老人守着五六个孩子。孩子多了，物以多为贱，无论城中村还是花园小区，几乎都集聚着一簇簇“散养的童年”。他们一个个在车前车后奔跑，在街头摊贩那里抢购明显粗制滥造的小食品。
此时，忙忙碌碌的成年人也许在地铁里，也许在办公室里，也许在咖啡馆里。咖啡馆里也是奔忙。支撑起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细胞。他们的存在，也似不存在。只有孩子们的闲暇在中午凸显出来。
被砍伤的一棵蒲葵。硕大的叶子掉了半边。另外一半儿像被割掉了半边脸的人，惊悚，但挺立在树枝，并没枯萎。连萧瑟之气都没有。它似乎也不想把失掉的半边补回来以获圆满，而是集中精力用在剩下的半边上面，一心一意地绿。
这棵强大的植物，产生意识之时，可能想到过受伤，但就没有想到过死。路的两侧都被水泥和柏油封上了，只要有一丝缝隙，它就能钻进去，在地下转来转去，找到自己扎根的地 方，然后汲取水和养分。天上总有雨，地下也总淌着水，它不用担心渴死。只要专心守护自己的绿就行了。几朵硕大的木棉花，在地上砸出几个若有若无的浅坑，嵌于其中，红得刺眼。你走在路上，风在上面对木棉说了几句话，那几朵木棉绷不住了，掉了下来，差点砸到你。其实砸到也没关系。三天之后你从那儿经过，看到木棉花还在理直气壮地红着，叶片的边缘开始变黑，水分却没有减少，似乎等着风来，把上次留下的话说完。
直到有一天，一场雨把它们冲进下水道，汇入小河，流进大海中。你在海边遇到一朵木棉花，看看周围并没有木棉树，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自己也不说为什么，只管继续红着。
树木们都在蓬勃地长着。它们在这个小区里都还没有超过二十年，但它们已喊成一片，尤其在刮风的时候，树声淹没了小区里的人声、鸟声。它们和孩子，和小区里的一切，都不顾一切地茁壮。
从高处看下来，城市只是很小的一个固体。小区是整个城市的微小的组成部分，小到不值一提。靠近它，再走得近些，把小区里的每件细节都放大开来，你看到的却是一个绽放的物体。
这个生机勃勃的、成长着的物体中，还有更多更细小的物体。那些更细小的物体也是生机勃勃，蓬勃向上。树下有草丛，草丛里有爬过的虫子。虫子也在生儿育女。它们的一生也同样繁茂。在它们的世界，会把某一棵草当成大树，用以遮阴。它们会日复一日地等待草叶上挂下露水，一颗露水足够一条虫子饮用。一个针眼大小的洞穴，就是它们一代代传承下去的安居房。
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下去，有无限的更小。这么多的事物，人类有的受能力所限根本看不见，有的则是视而不见。忽略了这些看不见的，剩下的肉眼所见，都是茁壮的。
此时的茁壮是那么的强大，让你不得不相信这就是事物的全部。它真的可以遮蔽你对未来的所有期待和想象。
幼年时总在夏日的场院里听老人讲神怪故事，其实是鬼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半夜都不敢回家了。满天的星光压低了夜空。老人不仅是故事的携带者，也是创造者。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性与神秘，让我们既害怕又充满了向往。
多年以后我也会成为老人，也应该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叙述的故事，添加的细节，能否达到那些文盲老人的效果，我不敢确信。我也不敢确信是否还有孩子愿意围坐在身边听我哑着嗓子细细地讲。
城市里没有这样的场院，没有高高的麦秸垛，没有随风飘来的远处杏树的淡香，没有地面升起的热燥之气，没有花蛇钻进麦秸垛，惊起一阵呼喊。
在故乡，我的奶奶九十九岁了。在过去的那些年，她可以看到一个孩子过满月，看到他长成半大小子，敲着锣在街头叫卖油条，然后结婚生子；那人的两个儿子也逐渐长大，各自成家；儿媳妇和他吵架、和好，再吵架；直到有一天，他头发灰白，卧病在床，两个月后被埋进村东头的坟地里。一个人的一生完全呈现在我奶奶这样的旁观者眼中。
今日的故乡已非昔日的故乡。我对那个农村并无留恋之情。那种生活的逼压让人无望。我为自己成为都市里的人而欣慰和庆幸。但我也丢失了什么。我在这里看不到消失。在匆匆忙忙的脚步中，我旁观的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那些人有着各自的走向与可能，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星罗棋布，但我看不到。就像这个中午。火热的，暴烈的中午。它所呈 现的，在一个打量者眼中，就是这个小区的全部。
我自己扮演的也只是一部分角色。好人、坏人、弱者、轻狂者、沉闷的人，一件事就会粗暴地将我定性。别人看到的我，也只是一个个的细节。
这么多的人，这么庞大的城市。人不可能无止境地增长下去。有一些人离开了，连手都没挥一挥，再也不肯回来。有些人消失了，但你却不知道他是怎么消失的。凭空想象，他们有的是老死在自己的床上；有的是遭遇车祸，出了意外；有的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还有的倒在了地铁口，周围的人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送到医院，却再也没法把他唤醒；有的自己解决了自己，方式惨烈。那些死去的人去了哪儿？你随处可见生长，轻易见不到一个离开。每一个出生和成长都被张扬与放大，每一个离开都悄无声息。有一些是人们刻意忽略，不把“离开”和“死”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不愿意提到“死”或者“丧事”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即使有，也装作看不见。看不见就是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让人忙忙碌碌，让人充实与幸福，为何要耽于忧伤，耽于发呆，为何要仰望星空？虽然灯光已经吞噬了星星。人们把逝者送到殡仪馆，哭一场，回来即刻投入热烈的生活。我参加过的葬礼，多是在早晨。越早越好，人们甚至不愿为此付出宝贵的整整一天。
这个中午被生机所控制。生机贯穿了一切，如一束光，照亮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遮掩了生活的另外一面。
在烈日下，不大不小的风中，慢慢地不断成长的一个城市。这些人的气质就是这个城市的气质，这个城市的气质就是这个中午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