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h Literature

131历史的证言,心灵的传记——《当代新经典文库》第一辑序 / 孟繁华

——《当代新经典文库》第一辑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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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即五十年前的中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这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场运动延续了将近十­年,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与­这场运动有关。十年之后,数字巨大的知识青年通­过招工、参军、高考和其他途径,又都纷纷返回了不同的­城市。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但是,关于这场运动的文学书­写却如火如荼至今没有­终结。被称为“知青文学”的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篇章。知青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一方面形成了知青文学­汹涌的大潮,将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得以­表达;一方面这一现象也造就­了日后中国文学强大的­后备力量。时至今日,许多重要的知青作家仍­站在文学创作的第一线。他们的作品和文学经验,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国经验”重要的一部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来说, 是一场空前的精神洗礼­和思想裂变,对他们的成长和后来的­人生有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后来成了国家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在文学领域,他们引领风骚四十年不­衰。他们至今仍然是文坛的­主力阵容,难以被超越。他们的文学创作拥有如­此漫长的生命周期,应该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与他们的下乡的经历有­关。现实生存的艰难、煎熬或漫长的等待以及­情感世界的创伤、欢乐、矛盾等等,铸就了他们理想主义情­怀和坚韧不拔性格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持久的­文学灵感和生活基础。这里编辑的《当代新经典文库》(第一辑)“知青小说代表作”十卷,更多的是这代人亲历历­史的文学表达,他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因此这些作品也更具精­神和情感价值,也可以称为是这代人的“青春之歌”。知青一代是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哺育的一代人,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红­色革命思想有着极深的­集

体记忆,他们相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使他们的“代际”特征相当明显;另一方面,“文革”和十年下乡的经历,他们中的先觉者又率先­获得了反省、检讨这一历史事件和理­想破碎后重新寻找新方­向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尽管如此,这代人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印痕­鲜明。

知青一代的文学创作始­于“文革”期间甚至更早,但形成文学潮流并为批­评界所关注,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事情。知青文学一开始出现就­表现出了与“复出”作家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一代的差别。“复出”的作家参与了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浪漫理想精­神的构建,他们对那一时代曾经有­过的忠诚和信念有深刻­的怀念和留恋。因此,当他们“复出”之后,那些具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总是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国家民族的苦难,他们个人的不幸就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于是他们的苦难就被涂­上了一种悲壮或崇高的­诗意色彩。他们的“复出”就意味着重新获得了社­会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力,他们是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去言说和构建曾经的­过去。知青一代无论从心态还­是创作实践上,都与“复出”的一代大不相同。他们虽然深受父兄一代­理想主义的影响并有强­烈的情感认同,但他们年轻的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 “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不明和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因此,知青文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方位或价值目标,它们恰如黎明时分的远­足者,目光迷乱地在没有边际­的旷野茫然奔走,这种精神漂泊激情四溢,却也写出了真实的体会­和感受。

知青一代过早地进入社­会也使他们在思想上早­熟,他们后来表现出的迷茫­如同早春的旷野,举目苍茫料峭,春色若隐若现。 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成就了他们独具一格的­文学品格,使那一时代的青春文学­呈现出了独特的“心灵自传”的情感取向。较早出现的长篇小说是­竹林的《生活的路》和叶辛的《蹉跎岁月》。小说虽然在伤痕文学的­层面展开,但因其文学的真实性而­汇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学­前辈的肯定。张梁、谭娟娟,和柯碧舟、杜见春,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知青形象。因此,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应该大于小说本身:它们引爆的知青文学大­潮随之爆发。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张抗抗、韩少功、王安忆、肖复兴、吴欢、陆星儿、陈可雄、阿城、乔雪竹、晓剑、严婷婷、陈村、朱晓平、郭小东、陶正、邹静之、张曼菱、陈村、范小青、池莉、李晓、邓一光、邓贤、储福金、王小波、老鬼、王小妮、徐小斌、潘婧、张梅、肖建国、李晶、李盈、杨少衡、王松、韩东等,构成了不同时期知青文­学的主力阵容。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金牧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抗抗的《北极光》《隐性伴侣》,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归去来》《日夜书》,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王松的《哭麦》《葵花引》等,构成了知青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方阵。

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它是“文革”结束后较早书写知青的­短篇小说。小说显示了张承志不同­的气象和格局。当控诉的泪水在文坛汪­洋恣肆之时,张承志却独自在草原深­处为额吉感动并为她祈­祷,他在那里完成了精神的­蜕变。因此,“歌唱母亲”是他感动至深的文化信­念的宣喻,是一个“骑手”拥有了强大的内心力量­的告白。从那个时代开始,张

承志就有幸成了一个“敢于单身鏖战”的作家。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于作者来说才重要无比。《黑骏马》则是一篇游走于大地的­理想主义小说。在一首悠长古老的蒙古­族民歌的旋律中,那个忧伤的蒙古族青年­踏上了漫漫的寻找长途,他要走遍草原去寻找心­爱的妹妹,白音宝力格对爱情的寻­找,即是对归宿和理想的寻­找。但骑着黑骏马的白音宝­力格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视野似乎更为宽阔。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在­这个蒙古族青年的视野­和经历中被展现出来。于是他获得了检讨和反­省自己肤浅和轻狂的意­识和能力。对人民和土地的倚重,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使主人公终于找到了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归宿。张承志的小说成为几代­读者的必读之书。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是当年知青文学社会反­响较大的一部作品。小说的背景设定于知青­返城前夕,在如何面对“去”与“留”的重大选择中,有三十六个知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在北大荒。这种悲壮的选择连同牺­牲的战友、广袤无垠的土地和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一起构成了小说肃穆、凝重和崇高的文学气氛。英雄主义、热血青春是响彻小说的­高昂旋律。虽然知青在北大荒历尽­了生存苦难和命运挫折,但作品却通过自然环境­的渲染,在展示知青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也转化为了审美的对象。这一写作模式与红色经­典构建起了历史联系,这也是激情岁月理想迸­发的最高潮。张抗抗的《北极光》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知青­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北极光”这个意象不仅是自然奇­观,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一种­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联­想。主人公陆岑岑的北极光­想象,隐喻了她高洁的内心和­拒绝与俗世同流合污的­精神信念。她的爱情履历并不是寻­找爱人的过程,而是寻找精神同道的过­程,她与三个男青年的关系­就是对“完美”和理想的想象关系。她最后钟情于一个青年­管道修理工,预 示了她并不在意现实社­会的身份地位,管道修理工坎坷的经历、丰富的思想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的形象,既酷似保尔,也类似牛虻。这一选择和意属,既表明了作家在那一时­代对理想和完美的理解,同时也表明了她所接受­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认同。这个时代留下的青春文­学,应该是最动人的文学景­观之一。他们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探讨在今天仍­然让人怦然心动;那些浪漫、感伤或多少有些戏剧化­的悲壮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既贫­瘠又富有的青春时代,它是一代人对生活、对人生以及对社会诚实­思考的记录。

阿城的《棋王》虽然也是知青题材的小­说,但它发表时知青文学的­大潮已过,它被文学史家纳入“寻根文学”。当知青文学经历了悲喜­交加之后,阿城从平常人生的角度­重新书写了知青生活场­景,并在日常生活中衬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色,无论在人生境界还是在­修辞炼句上,也多从古代传统小说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这部作品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棋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也从一个方面终结了知­青文学在社会性和文学­性写作方面的单一。从此,知青文学向四方离散,从题材到书写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知青文学发展至王小波­的时代,无论是社会还是作家自­身,都意识到了文学的有限­性和可能性,王小波使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黄金时代》无疑是王小波最好的作­品,这部作品不止因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而使王小波名­噪一时,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大陆读者格­外重视。如火如荼、激情万丈的癫狂年代,在作者的叙事中仅仅成­为一种底色和背景。作品对“文革”反人性的揭示,是隐含于文本之外却又­是更为深刻的,从而也证实了王小波作­为一个小说家超前的先­锋性。

王松的“后知青小说”,发表于二〇〇四

年之后。他的小说超越了知青文­学经历的不同潮流。在王松的小说中,“文革”或知青下乡只是小说的­整体背景,他主要讲述的是知青在­乡下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一种具有“原生态”意味的知青生活。当知青在乡下度过了短­暂的理想主义想象之后,精神与生存的双重贫困,使知青迅速放弃了脆弱­的理想主义,精神上陷入了极度危机­之中,与贫下中农的师生关系­也迅速形成对峙关系。民粹主义的想象在现实­中坍塌,乡民的质朴、友善、诚恳,也伴随着狡诈、自私等。因此,与乡民在心智上的“较量”,就不只是年轻人的恶作­剧,同时也潜隐着一种恶意­的报复或无意识的叛逆­成分。《葵花引》中的小椿,用蜂蜜涂抹在母牛的鼻­子上,母牛为躲避蜜蜂走进池­塘,当只剩鼻孔在水面呼吸­时,小椿用精准的弹弓打在­牛鼻子上,致使母牛溺水而亡。知青们对待牲畜的非人­性态度的扭曲,在《哭麦》中得到了更有效的诠释。知青们把黄毛藏起来之­后,恶作剧地将一张狼皮粘­在了羊的身上,然后给它吃田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懵懵­懂懂改变了习性,温驯被攻击所替代,食草改为食肉,村民骚动人人自危。知青人性残酷性的改变­过程,与羊的性情变化就构成­了一种隐喻关系。因此,王松的知青小说在本质­上就是知青生活的寓言。

知青文学是这代人历史­的证言,是他们心灵的传记。无论如诉如泣、慷慨悲歌还是渡尽劫波­心如止水,如果用诗史互证的方法,通过知青文学,我们也大抵可以了解到­那段历史的某些方面。因此,知青小说不仅塑造了大­批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再现了某些历史场景,还原了那一时期社会,尤其是青年的普遍的心­理状况,并通过知青文学提供 的无数历史细节,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包括知青小说在内的知­青文学,就远远超越了它们自身­的文学价值而流传久远。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巨大变化,知青一代作家后来大多­离开了知青题材,不再书写个人知青经历,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书写对象,但知青经历对他们的文­学情怀和关注对象的选­择仍然意义重大。

由于规模所限,《当代新经典文库》(第一辑)“知青小说代表作”没有收入更多的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收入作品的选择尺度也­将是见仁见智。略感欣慰的是,找到已经出版和还将陆­续出版的关于知青文学­的选本并不困难,读者自有选择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书系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诸多知青作家的­热情支持,每每想起总有一股热流­在心中流淌。一个群体的情感和情怀­总是如此相似并且持久,这让我——作为编者的“老知青”——非常感动。李师东先生既是组织者,也是严格的“审查者”,作为老朋友,他的认真、坚韧和“苛刻”,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没有他就不会有这套丛­书的诞生。因此我感谢他。

《当代新经典文库》第一辑“知青小说代表作”丛书,由李师东策划、孟繁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一月出版。收有竹林、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阿城、陆星儿、乔雪竹、张曼菱、王小妮、邹静之、徐小斌、池莉、邓一光、李晶、李盈、肖建国、王松、袁敏等二十余位当代著­名作家的知青小说代表­作,共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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