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車可鑑貿易戰損人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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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角度去看，要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具優勢去生產某產品，可以從絕對優勢（ Absolute Advantage）及比較優勢（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角度去作一個比較。絕對優勢是假設兩個國家使用相同數量的資源去生產同一種物品，若其中一個國家能夠用相同的資產去生產較多的物品，即代表該國家在生產該物品上有絕對優勢。由於每個國家的背景及其所擁有的資源不同，所以會各自擁有不同的優勢，有時更會出現一個國家在生產不同物品都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但這並不代表沒有貿易的空間。

機會成本促貿易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去看，每個國家生產物品時都會有機會成本，假設國家 A在生產一單位電腦要30小時，而生產大豆就要用10小時，即生產1單位的電腦，便要用上 3 單位大豆的資源，即1 單位電腦的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是3 單位的大豆，或生產 1 單位大豆的機會成本相當於 0.33 單位的電腦。

1 1假如國家B需要用 20小時去生產單位的電腦，以及用15小時才能生產單位的大豆。即生產 1 單位的電腦，需要用 1.33單位大豆的資源，或生產1 單位的大豆，需要用上生產0.75 單位電腦的資源。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國家 A 和國家B是有貿易空間。國家 A 應該專注於機會成本較小的大豆，而B 國就應該專注於機會成本較小的電腦。假設現時的交易比率為1單位的電腦可交換2單位的大豆，對A國而言，只要專注生產大豆，便可以 2 單位大豆換取 1 單位的電腦，這將較自行生產節省 1 單位的大豆。對B國而言，只要專注生產電腦，便可以每1 單位電腦換取 2 單位的大豆，較自行生產節省約 0.67 單位的電腦。

從上述例子可見，只要貿易比率不超出兩國的機會成本，便會有貿易的空間。最理想的情況，是每個國家各自生產具優勢的物品，然後透過貿易去換取其他物品，在善用資源之餘，又可以提高生活質素。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成為了近日投資市場的焦點，相信不少讀過經濟學的朋友都知道，貿易就是讓不同國家利用自己的優勢，去生產不同的貨物，然後再透過貿易，各自將自己善於生產的產品，以換取其他產品（如本身不善於生產的產品），藉以提升生活質素。

再從另一個角度去看，計算 GDP 的方程式是： GDP = C + I + G +（X – M），其中 C= 個人消費、I= 投資、G= 政 府 開 支、X= 出口、M= 進口。同時間， GDP也由： GDP = C + S+T計算出來，其中C= 個人消費、S= 儲蓄、T= 稅務。若將兩個方程式結合，則C+ S + T = GDP = C+ I + G +（X – M），再整理一下後，便得出以下推論：（ I – S）+（G – T） +（X – M）= 0，其中（ I – S）=私營部門收益、（ G – T）=公營部門收益、（ X – M）=貿易部門收益。 從上述GDP方程式可看出，要分析貿易部門的收益，主要是看（ X-M）是否錄得正數。若將上述方程式再整理一下，可得出（ X-M）=（I-S）–（G-T），再推 論 出（ X- M）=（S- I）+ （ T- G）。即貿易部門的收益，其實是關乎儲蓄率與稅收。美國總統特朗普試圖以關稅去增加收入，從而改善貿易部門的收益（即貿赤），理論上是對的，但此舉會犧牲了從貿易得來的好處。若要保住貿易所帶來之好處，美國政府其實應該鼓勵人民減少「先使未來錢」的習慣，增加儲蓄率，令社會有更多資金用 作投資，才是解決貿赤的正途。當然，更簡單和直接的方法，是增加出口量。只要美國政府不吝嗇地將高新科技產品出口，市場上一定不乏買家，這樣美國的貿赤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歷史正告提高關稅觸發大蕭條

在從經濟學角度討論貿易之利弊後，其實美國歷史上也曾因為提高關稅而引發大蕭條的例子。美國在1910 至 1920年代曾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美國眾議員斯姆特（ Reed Smoot）和霍利（ Willis Hawley）在 1930年提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溝法案」，建議實施高關稅。該法案將 2 萬多組進口商品的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該法案於 1929 年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並在

ECA International 4,000 ECA International 費用所帶動，該項支出同比增一成。他續稱，是次調查所採集的樣本均來自商務中價餐廳，分佈在尖沙嘴、銅鑼灣、金鐘、中環等核心商業區一帶。至於住宿開支就持平，四星級酒店住宿開支較2016年只升約1%。

日圓貶值拖累東京排名跌

至於東京的排名就跌至第二位，公幹費用為平均每日 501 美元，低於2016 年的 537 美元，這次排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日圓在 2017 年貶值，令往日本公幹的支出下跌。然而若以當地貨幣計算，整體成本則上升5%。至於新加坡的公幹費也稍微上升，平

香港既是國際金融之都，近年又積極發展博覽旅遊業，成為不少海外機構派員公幹交流，以及舉辦大型會議和展覽的首選地。根據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 最新發表的「出差津貼報告」指出，香港力壓去年榜首的東京成為亞洲公幹費用最昂貴的城市，平均每日使費高達 美元（約 港元）。縱然公幹開支貴絕亞洲，但與全球多個城市相比仍有一段距離，因此 相信，將無阻海外企業派員來港公幹及開拓業務之趨勢。

均每日使費為 479 美元，區內排名攀升一級至第三位。

內地多個城市的出差成本也有上升，上海去年在亞洲排第 13 位，今年打入十大，位列亞洲第九位，每日公幹的開支約 394 美元。「過去12個月以來，商務旅客到中國的旅費日益昂貴，這是因為與商務旅客相關的貨品和服務價格上漲，導致多個內地城市的排名上升。然而，上海的公幹費用雖然已增加不少，但仍然遠較香港或東京實惠；與這兩個 城市相比，上海平均每日出差費用可便宜100美元以上。」關禮廉說。與此同時，海外公幹成本最低的亞洲地點仍然是馬來西亞，這是因為馬幣兌主要貨幣持續疲弱，導致當地的出差費用低於亞洲其他地點，當地城市新山和吉隆坡均排於榜末。儘管印尼、泰國、文萊和柬埔寨等其他東盟國家亦有城市位列榜尾，整體而言馬來西亞的公幹成本仍屬偏低，出差往吉隆坡的

新山與吉隆坡齊列榜末

被問及未來將會是東京重奪冠軍寶座抑或是香港再度蟬聯，關禮廉認為要視乎兩大因素，一是貨幣匯率走勢，二是當地物價水平。他表示，是次香港可以追上東京榮登首位，主要是因為日圓弱勢，假如美元回軟，則東京有望重返第一位。除了匯率外，當地通脹率及物價水平均會影響公幹的整體開支，因此現時很難作出準確預測。

雖然，香港現為亞洲區內公幹費用最高的城市，但關禮廉相信排名高低不影響海外公司派員至香港公幹或開展業務的決定，一是香港公幹費用雖貴絕區內城市，但全球排名只是第 29 位，遠低於每日793美元的全球最昂貴城市紐約，顯示亞洲區整體公幹費用相對較低。「紐約是世界上公幹費用最高的城市，原因是當地酒店住宿和交通費較高，而且外出用膳時要支付 15% 至 20% 的小費。酒店客房的需求高企，因此收費會較高；現時當地四星級酒店平均每晚509 美元的天價，正正反映了這個定律。」

紐約出差成本全球最高

另一方面，香港擁有不會被輕易動搖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全球企業而言仍然是至關重要。正如全球排名第一、第二貴的紐約及日內瓦，兩者多年來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各地企業爭相派員的關鍵地。關禮廉補充：「瑞士各個城市的公幹費用一直都十分昂貴，而瑞士法朗持續強勢，令日內瓦成為歐洲公 幹費用最昂貴的城市，每日平均出差費用達 702 美元。不過，瑞士向被視為主要的金融和銀行業樞紐，這個地位在可見將來也不會改變，換言之企業派員到瑞士出差將繼續無可避免。」

然而，數碼科技與互聯網發展一日千里，現時越來越多企業採用視像會議，這趨勢會否削弱海外公幹的存在價值？關禮廉亦看到企業使用視像會議的個案不斷增加，但相信只屬輔助性質，企業仍有需要派員到海外公幹。他解釋道，視像會議會受到時區的限制，很多時很難與另一時間的客戶相就時間；另外與客戶建立關係及參與展覽等仍需要親身到場，因此相信視像會議難以取代商務旅行，亦認為不能影響在企業在海外擴展的步伐。

宜以當地貨幣制定預算

最後，報告指出現時很多企業均制定海外公幹和短期外駐的預算時，都以美元作為計價單位，但要留意一旦匯率產生變動而美元是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就會令購買力下降，或會令出差中的員 工因預算不足而受到諸多制肘，故建議企業在制定及準備海外公幹使費預算時，就應以目的地的貨幣為單位，以為員工提供更完善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