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 有甚麼大場面未見過的小紅姐，雖然在金像獎前緊張得擔心失控，但她自言近年的情緒非常平靜，加上名成利就和衣食無憂，活得非常舒服輕鬆。 「自小便知道錢的重要性，以前的我幾拚搏，為錢甚麼危險動作都做，現在的我衣食無憂，不再擔心自己沒價值，心中很淡定，是最舒服和輕鬆的階段。我希望可以keep住淡定，不要給自己太多要求、不要太貪心。」 「我覺得惠英紅都算『冇得頂』，由一個街童到有十億八億人認識，都值得驕傲。我覺得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強，我很知道自己在甚麼位置，只要不要原地踏步，做出高少少成績就已經是成功。之後
當林家棟一擊即中成影帝夠矚目時，出爐金像影后惠英紅更三度入圍三度封后。
57歲的惠英紅很早已當女主角，1982年憑電影《長輩》奪第一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可惜之後逃不過演員被動的命運，漸漸被迫「轉型」演配角、甚至三四線角色，接受不到事業走下坡的她逃避見人，患上抑鬱更曾仰藥自殺。「死過翻生」後曾加入 TVB，之後憑《心魔》再奪最佳女主角，重新活躍影壇，今屆又藉《幸運是我》三奪后座。「近年覺得自己都很淡定，但今次要向媽媽和老闆交代，所以很大壓力，之前有過抑鬱症，很擔心會失控。」雨過天更青，小紅姐希望可以
keep 住淡定，更笑言：「惠英紅都算冇得頂，由一個街童到有十億八億人認識，都值得驕傲。」Text: Lam Wing Kee Photo: Eddie Tam Styling: Roanna Lee Makeup: 小白Hair: Lucas Chu@beijing Hair Culture Wardrobe:bottega Veneta & Versace
壓力
在頒獎禮舉行前，這位分別於首屆（ 1982 年）《長輩》和第 29 屆（ 2010 年）《心魔》拿過女主角獎的大熱，在一片看好的情況下仍然壓力爆標，因為她希望憑獎項對媽媽和老闆有所交代，愈想愈大壓力，甚至擔心過如果失落獎項，不知如何開工和見朋友，更加不知如何面對自己情緒。
「很多製作公司不願意投資這類電影題材，楊受成先生卻全面支持，甚至捐款。可惜票房比我預期中失利，我有點內疚，所以如果有個獎都算有個交代。上次得獎是為自己，是相隔很多年重新爬上去和被認同，今次得獎不只在於我自己的成就，所以很大壓力，之前曾經患過抑鬱症，很擔心會失控。公佈時其實很驚讀出來不是『惠英紅』，坐在旁邊的鮑姐 feel到我很緊張，捉實我的手，當時我緊張得胡思亂想，『如果不是我得獎，之後的慶功宴去不去呢？』我腦裡竟然在想這些事呢！公佈完那一刻鮑姐用力捏一捏我隻手，我的魂魄才回來。『我有交代了！』得獎後回到後台，我便在角落爆喊，終於可以放下擔子真的很舒服。」
「當晚我上台前仆低，是因為我有近視，平日又很少戴 con，今次為了看得更清楚有甚麼朋友打招呼就戴上隱形眼鏡，但原來突然有很清晰和立體的畫面反而更混亂，行上台時有人說恭喜，我看不清楚便差錯腳。很多朋友笑我太興奮，其實是我自己『烏龍』。」
復活
小紅姐出道早、成名亦早，一入行便憑《長輩》一鳴驚人，獲封影后時只有22歲，少年得志的她雖然以打女形象出道，但卻不被世俗眼光框住，1986年為《花花公子》到巴黎拍攝全裸寫真，轟動娛樂圈。可是之後幾年港產片開始轉型，她亦由主角變成配角，當人家的家姐、媽媽、阿姨⋯⋯難敵自尊心患上抑鬱，幸好逃過鬼門關後「復活」，克服抑鬱後再度活躍影壇。
「大約在《霸王花》之後兩年，香港很少開拍女性動作片，在突然改變前我找不到出口，雖然有不少導演找我，但我自尊心比較大，『我要做配角？客串？做阿媽？家姐？』我開始平衡不到，愈來愈不憤，負能量很大，差不多自閉一樣，一個人躲在房間不出門，連家人都不知道我是否在家。最後更討厭自己，家中的鏡子都封住，甚至想從窗跳下去。」
「轉捩點是自己做了傻事後救得番，之後反而整個人醒了。其實我一向都幾堅強，家人看見我這個鐵人倒下很恐懼，讓我不停問自己做了甚麼事？之後開始和相熟的朋友透露，看醫生後發現原來是我有病，不是我有問題，於是便積極面對。不過，那幾年積下來的負能量和憤世嫉俗讓我的外表很不濟，我知道要重新爬入電影圈做一番成就，必須改變自己整體能量，於是那段時間學習很多心理上的知識，起碼要救自己，慢慢回復狀態後就開始見人和接工作。加入TVB時其實整個人都已經很淡定，就算有人『憎人富貴厭人貧』，但我控制得幾好，我知道我不是你們眼中的咖哩啡，我只是在找一個出路。一個人的能量、信心和磁場，其實所有人，包括監製都接收到，那時我的確去不到所謂的阿姐級，我可以處理很多難度高的角色，但未做到一姐，所以並不是如外界所說TVB不懂珍惜我。」
行乞
一出道便當影后讓不少人對小紅姐既羨且妒，但其實她的童年是在行乞與叫賣之間遊走，沒機會正式接受教育，但卻過得很快樂。
「50、60年代的香港很窮，我的幾個家姐哥哥都被送走，當時我比較小，京班師傅都不收，爸媽、妹妹和我一家住在調景嶺木屋，颱風溫黛一來，就吹散了我們的家，全家人要睡在樓梯底、吃酒樓餐廳的剩食，後來有個阿姨見我和妹妹年少，便提議我們跟她到灣仔賣香口膠給美兵，其實這是介乎小販與乞兒之間，於是我從3 至 13歲都一直在灣仔。在那個環境下，令一個人思維成長比較快，始終黃賭毒都在，亦要懂得如何觀人於眉，知道應該向誰行乞。可能自小思想比較成熟，我很快便成為小朋友間的領導，很多事情都懂得處理，漸漸在家中亦可以幫忙解決問題，我的堅強和好勝都是在那個環境自然而成。
「現在回想，最開心天真其實是在灣仔那十年，小朋友不用上學，整天飲汽水吃雪糕，而我可能天生有一種吸引力，吧女或水手都對我很好。不過最遺憾是，我覺得自己很聰明，但由於小時候家裡很窮，沒機會造就我讀書，於是踏入電影圈不久，我便不停看書，甚麼書都看，看到買不起要租書，主要想吸收所有錯過的事，可能是填補一些自卑感吧，世界上有很多人，要知道天文地理才可以有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