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高教機構牟暴利隱憂

有很多方式可以正面展現一所公立大學的自主權，包括行政權不受政治干預、賦予學生更大民主活動空間，通過學術研究促進人類文明進程等。但絕對不是通過提高學費增加大學收入。這正是馬來亞大學工程系今年開始推行直接招生制的隱憂所在。

眾所周知，一直以來，公立大學尤其是一些熱門大學或學科，總是面對僧多粥少問題。入學資格主要通過大馬高級學校文憑（STPM）或預科班的學術表現為主，並綜合似有還無的種族固打制考量等。而且門檻絕對不低，導致歷年來多少優異生被拒於門外，不得其門而入。

當然，除了作為綜合大學以外，公立大學的另一主要賣點在於其背後所獲得的政府龐大資助，大大減輕了一般學子的負擔。根據國家高等教育基金局的數據，一般就讀公立大學學士學位的學生，平均每學年只需支付大約6千令吉學費。這跟外面私立大學或學院，如今所徵收的動輒數萬元高昂學費相比，可說是天壤之別。

因此，在如此的社會背景下，馬大工程系若只針對外國學生的招收部分，向他們徵收全額而沒有政府津貼的大約9萬令吉學費，這還情有可原，也相信不會引起國內民眾的巨大反彈。

但令人不解的是，當局如今所實行的9萬令吉全額學費招生制，竟然 也開放給國內的大馬國籍學生。即是在現有的通過大學中心單位制度遴選和招收國內學生以外，另外設立一個來自該大學本身的直接招生制。

顯然的，這種通過兩個不同管道，向同樣一批擁有同樣政府考試資格的國內生招生，卻徵收不同學費的制度，猶如早前的STPM與預科班所引起的資格爭議一樣，存有一國兩制之嫌，肯定對現有的國內大學錄取制帶來一定程度的破壞。

再者，正如馬大新青年所言，由於這個新措施主要是向錢看，完全以商業利益為導向。而且，院方至今也沒有透明化處理，透露真正開放給國內學生的直接招收名額比例。因此，我對當局聲稱此舉不會影響現有績效招生制的官方說法，實在感到非常懷疑。並堅信一旦此缺口一開，尤其當其它的科系乃至其它公立大學也競相效仿，此趨勢勢必將進一步加劇我國的貧富鴻溝問題，引起更嚴重的社會偏差。

由於馬大乃公立大學的領頭羊，我認為政府絕對有權也必需制止院方推行類似以錢掛帥的雙重標準招生制。其實要朝向真正的財務自主，我認為公立大學還有更多更積極的策略選項，包括減少行政和人事層面的資源浪費，並在學術研究方面與社會步伐接軌，創作更多擁有商業價值的發明成果。

另外，我也對馬大工程系院長 阿祖安教授聲稱我國需要增加更多工程師，並希望於2020之前達致200萬人的言論，感到難以苟同。要知道，一個專業領域的教育和發展，其實涉及非常嚴謹的專業資格和素質，而不能一味以人數作為標準。人民對該專業領域的需求，也不能單憑人口為考量，而忽略了更關鍵的社會發展狀況。

就以我本身的法律領域為例，很顯然的，有關當局就為了增加“生產率”，而於近年來發出批文給更多的公立和私立大學開辦法律系。但由於在學術素質方面沒有嚴厲把關，結果卻培訓了一些素質不達標的學生，在求職市場上無人問津，衍生供過於求現象。當國內律師人數急速增加，而人民的整體收入卻始終停滯不前，對這個專業的需求沒有顯著提升，我們作為律師的整體待遇自然也受到波及。

談到公立大學的學費商業化問題，我也希望高教部關注目前國內一眾私立大學和學院的學費“通膨”趨勢。當我們談到通膨的時候，大家都把焦點放在一些基本需要，包括衣食住行，而忽略了教育這一塊。

我最近就不約而同接到一些來自私立大學學生的投訴，指相關大學的學費過高，如醫科系的5年學士課程需要超過30萬令吉、法律系的4年課程需要超過6萬令吉，以及服裝設計也需要大約6萬令吉。

事實上除了反暴利法令，我們也有私立高等教育機構法令。對於一些徵收不合理學費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高教部理應加以制止或給予控制，甚至考慮撤回開辦大學的批文。更何況，不少開辦私立大學者還是屬於政府相關公司，理應展現更大社會責任，而不該只通過高等教育牟利。

他們的另一投訴，則是指該私立大學院方當初在招生時，誤導說可向國家高等教育基金局借貸全額學費。結果入讀了一半的課程後，才發現貨不對辦，而陷入進退兩難窘境。

在這方面，國家高等教育基金局顯然還是後知後覺，而沒有從現有的嚴重呆賬和理財不當問題中吸取教訓。他們理應檢討現有的借貸機制，把資源集中在那些真正面對經濟問題的學生家庭，而不是沒有立下頂限，包括把貸款發放給那些每月家庭收入超過8000令吉的中上階層。由於已針對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專學科給予詳細分類並制定特定的借貸數額頂限，例如私立大學醫科系的每年3萬令吉貸款或藥劑系的每年1萬7000令吉。當局理應把一些徵收過高學費的私立大學列入警戒名單，拒絕給予任何的貸款配合，以避免更多的無辜新生被誤導而斷送了美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