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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故事都有劇情的主線，在旅遊稅事件上，原本“是否施行”應是劇情發展的主軸，但近期劇情發展衍生出許多細枝末節，劇情輔線的發展也精彩紛呈，加上各大演員傾力演出，看得各大看官興致勃勃，大飽眼福。

旅遊稅是否執行、怎樣落地的發展，從年初至今可謂是一波三折：從4月份旅遊部在國會上的提呈和通過，到6月關稅局撤下通告，再到前幾天旅遊部公佈的實施細節。除去旅遊部和關稅局在此事的配合不力不談，稅率也由一開始的按照不同星級的酒店收取，變成一次性固定按照10令吉的費用徵收；徵收對象由一開始國內外遊客收取，發展到最後只針對外國遊客收取。

關於旅遊稅稅率、徵收對象等關鍵議題上的反覆更改，顯示出政府對於這一課題的準備不足。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社會經濟體系之內，任何一項稅務法規的出台和施行，需經過充分調查、取證、聽證和辯證，這整個過程應當充分聽取從業者和專家的意見，而非由某些官員一拍腦瓜的決定，在現行基礎上進行其經濟社會效益的模擬，也可對未來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有所預計和準備。

國庫的虧空或許可以成為徵收旅遊稅的現實動因之一，但稅務規 劃應該考慮長期的社會效應。旅遊業對於馬來西亞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於一個尚在成長的行業的徵稅，同政府一直倡議打造旅遊業為支柱行業的國家政策方向不符。畢竟旅遊業整體費用的不斷攀升，在一定程度上會損傷馬來西亞旅遊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此番旅遊稅之前，馬六甲、檳城及浮羅交怡等熱門旅遊景點收取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產保護費、地方政府管理費及旅遊推廣費等，聯邦政府的旅遊稅在這種情況下再次出台將使得遊客有苛捐雜稅過多的感官印象，這無疑會降低遊客來馬旅遊的興致。聯邦政府應該在執行全國範圍內的旅遊稅之前，對冗雜的各個地方稅務有一個有組織有步驟的稅務系統整合。

旅遊部和關稅局的配合不當，彰顯了政府間各部門協調不足的尷尬現實，政策制定和頒布過程中，政府各部門協調不足，配合欠妥，政策出台硬件條件顯然準備不足；同時，關於徵收稅率和對象方面的反覆修改，顯示出政府沒有經過科學客觀的驗證，顯然軟件條件準備不足。二者相加，慌亂無章的表演嚴重損傷政府公信力。

旅遊稅在國內激起各方漣漪之時，砂州分管旅遊部長和國家旅遊部長的隔空論戰更是火上澆油。由 於不滿聯邦政府的旅遊稅政策，砂拉越州政府6月12日宣佈退出大馬旅遊局。砂州部長提出的異議受到聯邦旅遊部長納茲裡“不懂裝懂”的抨擊，後者並強調，國會通過的法令，砂拉越和沙巴也必須遵從之。

性格火爆的納茲裡放話不怕和阿都卡林吵架，還說若同“資歷較淺的後背”部長打架，自己必勝無疑。納茲裡的直言直語在政壇可謂是“一股清流”，但身居部長之高位，如此的政治素養和個人修養，讓人大開眼界的同時，也對看官對國陣內部的團結大打折扣，在大選將近的語境下更是將國陣置於萬分尷尬的境地，集體權力的傲慢對聯邦制在新時代背景下提出又一新的挑戰。

稅收原本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政治權力，對相關人員強制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特殊分配活動。它體現了以國家意志，並在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形成的特定分配關係。徵收旅遊稅的最終目的，是促進旅遊業持續、穩定、健康地發展，這無可厚非，原本通過稅收的槓桿在經費不足的現實下來重新賦予旅遊業活力，也在所難免，畢竟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如澳門和羅馬也都實行旅遊稅，也着實不是問題癥結所在。

問題的癥結在於，不斷增加的稅項是否帶來了更好的旅遊體驗？ 多年來，中國是馬來西亞旅遊業重要客源國，2016年，共有212萬中國遊客前往馬來西亞。對旅遊服務的消費體現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壯大，收入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不會對增加的幾十令吉格外敏感，但是中產的特徵之一是對高品質產品和服務的追求。也就是說，他們或許可以不介意增加幾十令吉的收費，這也成為不了他們改變旅遊目的地的根本考量，但是對繁複的稅務的容忍是建立在保服務質量的前提下的。但每次想到自己在機場移民櫃檯上看到各國遊客在排隊等候時焦灼不安的面龐，和各個地區參差不齊的旅遊服務質量，都難免讓人感到憂心。

旅遊稅事件發展至此，已經不再單單是“旅遊稅本身是否合理”“旅遊稅是否應該執行”這樣簡單的是非題，這背後牽扯到的聯邦政府在政策制定時的協調和配合，國內內部的糾紛調解機制，以及體制助長的權力的傲慢，顯然已經遠遠擴大了這個課題的外延。旅遊稅的這齣戲，暴露出國家機器在運轉過程中協調配合不佳的尷尬，也着實體現了長期一黨執政滋養出的體制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