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重罰成了苛政！

上周五，星洲日报的封面用斗大的标题“违SOP可重罚、个人：1万；公司： 5万……3月11日生效”。政府为了抗疫而使出浑身解数，这招杀手锏最狠，至少对于我个人，只能用震惊和不解来描述心中的感受。

违反SOP是该罚，之前的1千令吉对普通收入的百姓已经是天文数字，而今罚锾一翻10倍直达1万令吉，这是大马人月基本工资1200令吉的8.33倍，是B40低收入家庭月收入的4倍。万一一家4口外出，不慎触法，或者执法者“执法过当”，4万罚锾真的能将一些低收入的寒微家庭迫入生存绝境！

相对于对个人的峻罚，对企业的罚锾又顕得微不足道。例如对一家有5千人的企业，工作环境或宿舍违反SOP，只须罚款5万大元，平均每人罚款10令吉，只是个人违规时罚锾的千分之一，更只是大型手套厂年利润的50万分之一，这是什么道理？

官方应该心知肚明，引发大马疫情扩散的着火点，很多是来自企业的传染链，所以防疫和罚锾重点应该以部分阳奉阴违的企业为主，这才是真的找到病毒传播祸首，既能治标也治本，而不是拿吃不饱饿不死，最弱势的百姓开刀！

至于公司罚锾，只制定一个5万令吉的统一标准，更顕得荒谬草率，5人公司和5千人的大厂同时违反SOP，但罚款一样，这公平吗？基于公平比例原则，对公司的罚款应该以（罚金*员工人数=总罚款），这才能杀一儆百！

再说到执法，警方人员“疑似执法过当”的情形，这一年来屡见不鲜。比方说“从增江到甲洞，途经雪州道路，虽距离只有5公里，罚！”、“吉隆坡满家乐到八打灵，距离5公里，但跨州，罚！”、“老先生喝罢咖啡，走出店外五尺地，才戴上口罩，罚！”，这是枱面上的。还有多少被“栽赃”，被迫硬着头皮“用其他方式”解决的？官字两个口，谁敢去惹麻烦？我好像听说但却没听着，全忘了！

犯罪心理学上有所谓的“吓阻理论”（Deterrence)，简单说就是用“严刑峻罚”以吓阻严重犯罪的行为，但个人违反防疫SOP，有需要动用到如此的重罚？他们绝大部分不是有意为之，更多的是对U转了无数次的SOP已经无所适从。我即使天天关心时事，也无法回答最新版SOP那些乱如牛毛的规范，比方说“从绿区到绿区，途经一小段红区；或从甲洞到甲洞，途经一小段非甲洞路段”违不违法？

治乱世、用重典，在《周礼、秋官、司寇》有曰：“大司寇之职……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是的，治乱国才用重典。明朝初年，社会犯罪情况严重，朱元璋循周礼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制定“治乱世用重典”的《大明律法》，用重法治理社会。但今天的大马，需要采取如此非常手段来对付平民百姓以达到防疫的目的？

用典过重，就不算律法严明，而是苛政了。在《礼记·檀弓下》中，孔子就告诫子路： “苛政猛于虎也！”话说： “孔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停车叫子路去问因由？得到的答案是，妇人的舅舅、丈夫、儿子全死于虎爪！”孔子问：“为什么不搬离这里？”妇人答：“这里没苛政！”

我认为个人违反SOP重罚1万令吉就是苛政，搅得全民人人自危，就是苛政！难道除了重罚，政府就没招了？

严刑峻法如果是用来对付作奸犯科，立法严明、执法公正，这才是百姓想要的。回想过去一年，顶戴花翎、黄袍马褂行走于朝廷的高官大员们，真的把防疫的标准制定妥了？执法真的公平了？把疫情控制住了？经济复苏了？百姓生活正常了？学生们这一年的教育没被耽误了？

如果真的要逐笔算帐，很多坐高位的尸位素餐者，应该鞠躬下台。因为你们非但防疫无能、保不住百姓的性命，也无法让国家运行恢复正常。

在我们看来，对小老百姓制定峻法，与其说要百姓更能遵守SOP，不如说，是想为自已规避责任，百姓成了替罪羊，逻辑是：“之所以制定重罚，是因为民众不守法，所以防疫不成功。千错万错都是民众的错，不是自己无能，而是百姓要改进，所以才立重典以治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