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Negeri Sembilan Edition
避免市場波動
過去7年，我在耶魯大學講授一門叫做《下一個中國》的熱門課程。一開始，這門課的焦點集中在現代中國經濟的轉型需要上，即從一個成功已久的生產者模式過渡到日益依靠家庭消費驅動的模式。大量注意力投向了這一再平衡的風險與機會——及其對中國和更廣泛的全球經濟的可持發展的相關影像。
中國轉型框架的許多重要基礎已經就位——特別是服務業的高速增長和城市化的加速——但顯然還存在一個重要的扭曲：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適應者轉變為推動者。事實上，“下一個中國”正在升級其與日益一體化的世界的聯繫——並在此過程中創造一系列新的風險和機會。
方案幾年前就已經完備。這一戰略性轉變正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力印記的體現——特別是他重點強調的“中國夢”。一開始，這個夢是某種民族主義口號，意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重新獲得從前的全球主導地位，與其世界第二大經濟的地位相稱。
但如今，中國夢正在化為具體的行動計劃，其核心是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這一宏大的泛區域基
(東京30日彭博電)日本銀行縮減購債規模的秘密行動可能在夏季停歇，至少6月會暫緩。
策略師們認為，日銀6月可能會維持所有類別債券的購買規模，以避免破壞市場穩定。中期國債回酬率已經開始再次上漲，而日圓兌美元仍然在較窄的波動範圍。
美銀美林駐東京首席日本利率策略師大崎秀一稱：“我們的主要情景假設是日銀保持購債規模不變。中期國債回酬率在小幅走高後觸及高點。在這種環境下縮減購債規模可能會破壞市場穩定。”
1至5年國債回酬率下跌促使日銀4月和5月降低這些債券的目標購買規模。自那以來，2年期國債回酬率從3月初觸及的年迄今低點約-0.29％回升 礎設施計劃結合了經濟援助和地緣戰略實力工程，其背後有一系列以中國為中心的新金融機構的支持，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絲綢之路基金。
3不確定影響因素
至-0.17％，而5年期國債回酬率則從4月觸及的年迄今低點約-0.18％回升至-0.12％。日本10年期國債回酬率週一處於0.04％左右。
SMBC日興證券利率策略師竹山聰一稱，10年國債回酬率維持在0.05％左右，遏制5年期國債回酬率的升勢。他說，2年期和5年期回酬率的上漲似乎暫停，但由於缺乏日銀買入，這些債券仍處於上行壓力之下。
竹山聰一說：“鑒於國內經濟運行良好，回酬率趨勢並不緊迫。日銀6月可能會維持買入計劃不變，除非日圓升破4月高點，會促使日銀增加買入。”
大崎秀一稱，如果回酬率下降，日銀仍可能微調購債，例如減少購買1至3年期國債100億至200億日圓。
對我們研究中國經濟轉型的人士來說，這絕不是無關緊要的發展趨勢。中國的轉變仍然在推進中，我在這裡強調3個不確定的影響。
首先，中國沒有做出充分的大轉變。身為經濟學家，我總是過於強調模型和決策者可能從一個模型轉向另一個模型的相關假設。但事情並不是非黑即白——對中國和任何其他國家都是如此。
出於務實考慮，中國領導人現在已經承認，消費者拉動的增長戰略要比一開始所認為的更加難以實現。自2010年以來，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僅僅提高了2.5個百分點——遠遠低於同期7.5個百分點的服務業佔比提升和7.3個百分點的高薪城市人口比例提升所應該帶來的程度。
這一反常主要是因為社會安全網不力仍然在導致畸高的恐懼驅動的預防性儲蓄，這影響了自由裁 量消費的增長。中國仍在致力於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但同時也選擇了依靠新的外部增長源補充內需不足。
其次，這一全球推動存在許多舊的生產者模式的特徵。它導致日益令人擔憂的國內過剩產能囤積，需要導入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需求。它還需要依靠國有企業推動這類投資，阻礙存在已久的臃腫的國有企業的改革需要。
這一新出現的生產者模式支持的副作用是消費驅動的增長不再重要。在李克強總理的年度工作報告中（即經濟政策的官方陳述），對消費拉動的結構轉型的提法在過去的兩年中都出現了降級（2016年和2017年都排在第三項，所謂的供給側改革獲得了更高的重點地位）。
第三，中國的新全球方針反映了治理策略的改變。習近平鞏固國內權力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經濟決策權從國務院發改委轉到黨內領導小組，這一點特別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反腐運動、突出的互聯網審查以及對非政府組織的新監管措施。
如此權力集中顯然相當諷刺。畢竟，習近平早先承諾要打破根深蒂固的權力圈，而2013年11月的 三中全會改革也強調加強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但中國的新全球推進還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矛盾。它與在許多發達國家興起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逆襲完全相反。作為一個生產者經濟體，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是用出口拉動的增長衡量，還是用通過吸收剩餘勞動力實現減貧衡量。這一方針目前因為中國內部失衡的加劇、危機後全球貿易減速、以中國為焦點的保護主義的興起而遭到阻力。結果，中國試圖更多地受益於全球化的新嘗試不可能不遇到自身嚴重的挑戰。
一個更加全球化的中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也會產生重要影響。南海領土糾紛影響尤甚，但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足跡也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審查。這一新戰略引出了一個也許是最大的問題——中國是否在填補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孤立主義方針所造成的霸權真空。
簡言之，“下一個中國”將比我在2010年開設這門課時更加外向、更加自信、更加集權。與此同時，它似乎不再那麼致力於以私人消費和國企重組為特色的市場改革日程。這一變化是否是中國再平衡的終點還不得而知。我希望不是。但這正是讓教授一門應用課程更加有趣的地方，因為它的重點永遠都在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