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不能“無限上綱”

月27日英文《星報》的封面圖片與標題文字涉及高度敏感課題；總編輯吳麗燕及執行編輯杜萊勒茲暫時停職調查。

從新聞編輯專業的角度來看，該報確實缺乏了敏感度，也忽略了穆斯林的感受；這就如同在報道大寶森節的新聞旁邊置上販賣牛肉廣告；在佛誕日的新聞標題旁，配上大口喝酒、大塊吃肉的照片；相信相關的宗教信仰者會很不開心，會有不被尊重的感覺！

《星報》應該是無心之過，希望事情會和平落幕！持平而言，這一次事件與新聞自由無關，而是新聞處理上的瑕疵。

新聞自由不能“無限上綱”，既然被視為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就負有報道社會真相、人間冷暖、社會不公義等事端的責任。由於獨立於政府之外，所以也應該在合法的程度上發揮牽制政客和影響輿情的作用；但報章媒體的第四權只是一項“權利”而非“權力”；既然有權利，就必須負起促進社會和諧的義務，所以《星報》這一次確實有“義務”對事情始末向官方作解釋！

“新聞自由”和“社會和 漫畫/林紹勝 諧”孰重？我在台北生活了25年，也曾經在新聞行業服務過一段時間，也親眼目睹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和1988年解除報禁（開放新聞自由）的過程，從那一刻起，“新聞自由”在台灣被濫用的程度如同脫韁野馬；時至今日，台灣的新聞媒體可以左右社會輿情、影響選舉結果、挑撥族群分裂；幾乎無法無天，雖有法但難管；雖然國際非政府組織“無疆界記者”2017年公佈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台灣新聞自由名列亞洲第一，但這一項第一的代價太大了，是不可承擔的重！

同一項報告排名，大馬在全球被評比的180個國家中排名144，領先新加坡的第151名及中國的第176名。相對先進國家，大馬新媒體確實受到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牽制，但東西方對媒體自由的解釋不同，所以我們很難去作過多的是非論斷。

至於中國的新聞自由世界排名倒數第四，其來有自，因為數千年來，中國都不太存在新聞自由！

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夏、商、周至春秋戰國，都是天子與諸侯國關係，到了周朝滅 亡，春秋戰國時期，各大小國以人才為重，所以才有所謂“春秋諸子百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那時期的“新聞自由度”應該算登了頂。百家包括道家、墨家、法家、儒家、陰陽家等學術代表流派；諸子包括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墨子等學術思想代表人物，想怎麼表達意見就怎麼表達意見，自由且民主，也因為開放、自由，學術才會大放異彩，這是後世所沒有的現象。

但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立即採取“封鎖新聞自由”的政策，他的重大政績，包括“車同軌、書同文、統一貨幣、統一度衡量、重農抑商、修築長城、修秦皇陵阿房宮、開鑿靈渠”等，以“書同文”最為重要。他廢除六國文字，由李斯將文字統一為小篆（這是正面的）；但同時焚書坑儒，燒盡天下書，只允許百姓閱讀由國家統一出版的秦書。

這應該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嚴重的“鉗制新聞自由”；也是所謂的文字獄！

之後，中國2000多年的歷朝歷代，都發生過嚴重的文字獄。據《漢語大辭典》：“文字獄是舊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分子，故

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這一作法，也不正是今日各國政府對新聞自由所作的管制嗎？

就說清朝的文字獄，康熙年間的莊延鑨案，浙江南潯人，想藉自己雄厚的家業，纂修明史，亦即“明書輯略”，於順治17年（公元1660年）出版。這本書最終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所有參與“明書輯略”編譯、校閱、刻字、印刷、賣書的人全被牽連，被“重辟凌遲”至死的上百人，牽連入獄的逾千人。

現時對“新聞自由”的鉗制必然不會再發生古時大興“文字獄”所造成的悲劇，但始終都與政治鬥爭、打擊異己，脫離不了關係的，在西方國家也一樣，特朗普嚴辭抨擊美國媒體，便是一例。

社會想要進步，新聞就必須自由；但過度的新聞自由，新聞媒體又會被有心人用來打擊異己的工具（台灣就是一例）。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中的平衡，真的很難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