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下的佛光，能否填補中國的道德真空文：《紐約時報》張彥 圖：《人間通訊社》

“我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誠實行為感到失望，”她說。5年前，一個名叫佛光山的台灣佛教組織，開始在她的城市宜興郊區修建寺院。她開始參加這個寺院的集會，學習它的教義，從而改變了她的生活。

中國宜興——在人生的大部分時候，明樂對自己周圍的世界感到失望。她在長江三角洲的這個小城市，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也在新興的中產階級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她在一條商業街上經營一家便利店。不過，繁榮感覺上很空虛。

她擔心，如果不跟相關的官員喝酒、吃飯，賄賂他們，她可能會失去自己的店鋪。有關不安全食品或曾經聲譽良好的公司，製造有害嬰兒配方食品的醜聞也不斷出現，讓她感到非常不安。她想起父親曾努力給她灌輸的價值觀——誠實、節儉、正直——但是她說，在如今的中國，似乎無法按照這樣的價值觀生活下去。 她的丈夫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她和丈夫開始過上更簡樸的生活。他們放棄了奢侈品，捐款資助貧困的孩子。去年寺院開放前，她放棄了便利店的生意，在寺院附近經營一間茶鋪，承諾把收益用於慈善。

在中國各地，有成百上千萬明樂這樣的人，開始加入佛光山這樣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他們的目標是填補道德真空，在他們看來，出現這個真空的原因，是過去一個世紀，尤其是毛澤東統治時期，對傳統價值觀的攻擊，以及中國對殘酷資本主義形式的接受。

很多人想要改變自己的國家——讓它更具同情心，更文明，更公正。但是，與遭到共產黨壓迫的政治異見人士或其他活動人士不同，他們希望通過個人的虔誠及與政府合作而非對抗來改變中國社會。大部分時候，當局不干涉他們。

佛光山可能是其中最成功的組織。自從十多年前來到中國後，它在中國的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文化中心和圖書館，通過國家的出版社，出版發行了成百上千萬冊書籍。雖然政府加緊了對其他大部分外國宗教組織的控制，但佛光山興盛了起來，並傳播了一個重要信息——個人善行能夠重塑中國。

不過，它是通過妥協做到這一點的。中國政府對自己無法控制的靈修活動十分警惕，禁止將宗教和政治扯到一起，法輪功就是一個例子。因此，佛光山淡化自己改變社會的理念，甚至淡化自己的宗教內容，把重點放在弘揚傳統文化和價值觀上。

這種方式為它贏得了政府高層的支持，習近平主席就是其中一位支持者。但它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引發了一個關鍵問題：它還能改變中國嗎？

避談政治

佛光山是由中國現代著名宗教人物星雲大師領導的。去年年底，我在宜興那間寺院的一個明亮房間裡與他會面，房間裡掛滿了他的書法作品，以及他在北京與接見他的中國高級領導人的合影。

89歲高齡的他幾乎完全失明，一名弟子必須經常重複我的問題，他才能聽見。但他思維敏捷，巧妙地迴避了可能引起中國當局反感的問題。“我並不想弘揚佛法！”他說。“我只是宣揚中華文化，凈化人性。”對於中國共產黨，他的態度非常明確：“誰當家做主，我們就擁護誰。佛教不參與政治。”

不過，星雲大師的大部分人生不是這樣的。1927年，他在中國東部城市揚州郊外出生。他的父親在日本侵華期間失蹤。10歲時，他和母親在尋找父親途中經過一間寺廟，他在那裡出了家。

在那裡，他深受人間佛教理念的影響，人間佛教旨在通過精神重生拯救中國。它認為，宗教應該重點關注今生，而非來世。它還鼓勵僧侶關注民生疾苦，敦促信眾通過公正和同情心幫助改變社會。

星雲大師前往台灣，並將這種教義帶到了那裡，於1967年在高雄南部的港口創立了佛光山。通過更新過時的形象和採用大眾市場策略，他試圖讓佛教變得令普通人更容易接受。他在體育館裡舉辦的那些講座，更像是受到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影響，而非只手之聲的感悟。他建造了一座主題公園，裡面有多媒體演出，還展示着佛教聖徒的模型。

這種策略在台灣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的台灣與今日的中國十分相像：一個處在工業化之中的社會，擔心在急着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丟掉傳統的價值觀。佛光山變成了支持宗教生活的一種受歡迎的方式。許多學者表示，它對推動這個自治島嶼進化成有活力的民主政體，也起到了作用，因為它促進了一種致力於平等、禮貌和社會進步的政治文化。

佛光山迅速擴大，先後花費十億多美元建造和創立了多所大學、社區學院、幼稚園、出版機構、日報和電視台、通訊社。如今，在包括美國在內的50個國家裡，它擁有千多名僧尼和六百多萬名信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