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貿合作的新典範

百多年前，鄭和七次掛帆遠洋，28年時間走了30多個國家，沿途開闢通商之衢，經貿互通，溝通互信，浩蕩之勢勾勒出了今日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輪廓。

六百多年後，古老的絲綢之路再煥生機與活力，由中國倡導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此展開。正像鄭和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揭開了世界大航海時代序幕一樣，“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理念的構建，揭開多國經濟聯盟的新篇章。

鄭和七下南洋，五次駐節馬六甲，這足以說明馬來西亞自古以來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國家。馬來西亞，作為東南亞地區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在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也是一馬當先：中馬欽州產業園區和馬中關丹產業園區，在兩國政府密切的合作和民間熱切的期望中相繼落成。

園區的發展是中國經濟跳動的脈搏，記載着社會發展的進程。

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的序曲是從國內的經濟特區吹響的，設立經濟特區也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初期，在缺少對外經濟交往經驗、國內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形勢下，設立經濟特區為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極為重要的師範和先鋒作用。自1979年起，中國相繼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劃定為經濟特區，開闢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試驗場，激發了一段激情燃燒的創業歲月。如今，這些改革開放初期的試點城市均稱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隨着改革的深化，國際園區合作，為點帶面，全面輻射地區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是中國自 改革開放摸索出來的新路子。在學習借鑒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先進經驗的同時推動國家層面的園區共建，建立了符合國際慣例和市場機制並且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園區現象，這成為拉動經貿發展和技術開發的生力軍。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便是典型代表，自1994年建立以來成為整個蘇州的經濟增長極，園區以蘇州市3.4%的土地、5.2%的人口，創造了15%左右的經濟總量，2012年地區人均GDP已達到香港同年水平。

隨着改革進入深水區，園區合作走出海外，產能合作已將境外產業園區建設作為首選。中國民營企業在埃塞俄比亞投資興建的東方工業園便是其中一例。該園在2015年4月得到中國財政部和商務部的確認，埃塞政府將此列入國家“持續性發展及脫貧計劃＂的一部分，目前，包括野馬汽車製造有限公司、中舜水泥製造有限公司等中國企業已經入園。中國企業在境外投資建設的一批境外經貿合作區，由一家或幾家企業牽頭建區，形成主導產業後再帶動國內上下游或關聯產業共同“走出去＂，就是典型的大企業帶動小企業“抱團出海＂的範例。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推進，在上述三類“單向運作＂的園區發展模式發展基礎上，中馬“兩國雙園＂打響了國際園區互動合作新模式的又一炮：兩國同步共建，遙相呼應，相得益彰。

從構想到實踐，從“一園＂率先啟動到“兩園＂互動發展，短短幾年間“兩國雙園＂已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潛力和波瀾壯闊的前景，為推動中馬兩國加強國際產能合作、加快雙方企業“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中馬經貿合作友好歷史源遠流長，兩國貿易互補 性強，雙方民間互動友好密切，“兩國兩園＂有效對接“一帶一路＂，將對兩國乃至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文化生態產生重要及深刻的影響：其全方位、立體化的合作方式將進一步推動中馬兩國的互聯互通；其制度性保障將進一步加快雙方企業抱團出海，確保企業在“走出去＂的同時“走進來＂：這為馬方企業走進中國提供了綠色通道，也讓中方企業走進馬來西亞的同時輻射東盟市場，真正達到合作共贏；作為中馬兩國投資的旗艦項目；“兩國雙園＂也將全方位促進產業的互補合作，為“一帶一路＂打造一個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

當然，“兩國雙園＂的夢想照進現實還面臨着不小的挑戰：怎樣確保雙方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並駕齊驅的開發新園區，不僅需要兩國領導人的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更需要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掃除開發通道上的體制障礙，強化制度協同創新，協調中央政府和省（州）政府間的相互關係，做好基建開發等公共服務的同時落實優惠政策以吸引企業投資；同時，在資金、人才和技術流入的同時，怎樣協調與當地協同發展的民生問題以及對環境的衝擊，需要細緻體察後的從長計議，通盤酬算。謀定而後動，知全而有得。

隨着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建設加快、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中馬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深化，中馬“兩國雙園＂開發建設也將邁入新的階段。中馬“兩國雙園＂承載鄭和下西洋的百年夢想，立足本國，放眼全球，聯動發展、互促共贏，力將成為中馬兩國經貿合作的標誌性項目，為今後國際園區合作的新模式提供示範作用，成為國際經貿合作的新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