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Sarawak Edition (Sibu)
回望江湖·紙媒競爭與文學獎
“第一次文學作品得獎，我拿到了進入江湖的入門票。那一年是1977年，在得獎的前一年，我參加了台灣近代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獎，也就是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甄選，而我的小說落選了……
“第一次文學作品得獎，我拿到了進入江湖的入門票。那一年是1977年，在得獎的前一年，我參加了台灣近代最重要的一個文學獎，也就是聯合報小說獎短篇小說甄選，而我的小說落選了。落選之後，我只好把它稍微改動一點，再把它投到第二年的幼獅文藝文學獎，沒想到就得到了不分名次的6個首獎的其中之一，得到這個獎，就感覺我身上有一張不是那麼前排的入場券，起碼表示了我的作品有一個得獎的幾率。”
後來張大春再次參加聯合報小說獎，依然落馬。同一年，時報也開始辦小說獎，與聯合報小說獎不同的是，時報文學獎除了有小說組別，也有散文組、詩歌組。張大春的作品在聯合報落馬了，但在時報文學獎得到了第二名，一張比幼獅文藝文學獎更前排的入場券，那一年，他21歲，張大春認為自己必須進入文學這一行。
多年以後，張大春回望他插足文學江湖的當初，發覺當時的台灣正是報紙媒體競爭最白熱化的時代，張大春稱之為競爭年代，也是這樣的一個競爭現象，間接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風潮。
當時報紙媒體競爭的慘烈程度也直接導致兩個報紙在文學獎的訴求旗幟鮮明，而且在素質上要求極其開放，極其寬容。在那種報紙本身的競爭大於一切綱領式的語言、主義式的語言以及意識形態的情況下，競爭所帶來的活力，突出了文學的獨立性格或美學的要求。
“也就是說媒體的商業競爭，它的競爭焦點放在了副刊上，副刊所代表的某一些語言，原先必須重視的某一些政治符號的操作，或者是民族、國家這些大統都統統掃到一邊去，文學獨立的性格開始在台北的天空下慢慢凸顯出來。這並不是台灣社會唯一進步的理論，但就文學創作和鼓勵文學創作的心態上，它給予創作者，好像有一個隱喻，我們即使日後看來是可是一個假象，但是它也真實地呈現了一種無視於政治管制的、政治口號的這樣一個性格，的確，隱藏在後面可能是商業，可是商業也不能夠直接進入到文學獎的操作，為什麼呢？因為有評審委員。”
報紙媒體的競爭也導致聯合報小說獎與時報文學獎的決審團，出現了輪替的現象。“這兩個報每年所動用的，這種密集文學大拜拜活動人口大概集中在20～30個人。這個圈子大概就是那幾十個人在那邊轉轉轉。決審的輪替可以算出來，那些參加文學獎的年輕人也算得到，因此出現了所謂的職業得獎人。”
報紙媒體競爭的劇烈狀況，突出了文學的獨立個性，將文學帶入獨立於政治口號、民族、國家的地位，“上個世紀90年代文學的公平性、寬容度、客觀性、不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性格特別突出明顯。到了本世紀就不太一樣，台灣的本土化開始發展得比較激烈，政黨輪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跟着流行政治論述去打轉的風潮也很清楚，30年前外省老兵備受同情的題材，30年後的今天是沒有人去寫，可能現在寫的就是原住民文學、女性文學，主流所關心的正義、價值，都透過這些文學作品比較具體地反映在文學獎裡。”
然而決審團的輪替現象，和職業得獎人的出現，反倒成了文學江湖上的重要風向標。張大春認為文學的獨立個性必須也從文學獎決審機制和機制所帶來的現象中獨立出來，於是他決定拒當文學獎決審。
“5年前，我於文學獎決審兩個小時前發了一封信給主辦單位說我不參加了，也就是說我臨陣脫逃，對主辦單位非常不敬，我等於是犯天條，用個人心態投下一個震撼彈，故意違反江湖道理，那麼這一輩子都不用做決審。”
張大春在29歲至54歲間，整整當了25年的文學獎決審，在這漫長的決審歲月裡，他沒見到第二個29歲的年輕人，像他當年那樣，受江湖前輩信賴和託付出來當文學獎決審，於是他開始質疑，“難道台灣在這25年之間沒有一個年輕人有能力來當決審？或者不是，我們這些人已經慢慢地變成老賊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張大春忍耐、等待、甚至去尋找文學獎更獨立的個性，那種獨立於主流意識形態或者大眾市場，獨立於決審團機制力量之外的文學個性。只有好的鑑賞家，才能更清楚更完整地去建立文學評論的專業，不應該是研究所裡的學者或社會裡的作家兼差。
美國的文學評論家獨立於任何文學作品生產鏈上，即不兼差出版業者、學者、作家身分。“然而在華文世界，我們離這一步還非常遙遠。它不只是政治問題，還有族群代表性的問題，可能更多的是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面，我們對文學的獨立美學和鑑賞可能不太重視。”張大春悲觀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