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江湖·作家與出版業

“3年以前，我出《大唐李白》，聲勢浩大，年度獎、什麼我們最好賣的書大概都拿到了。那個書大概賣了將近兩萬多本。比起唱片工業，周杰倫的唱片大概賣3萬張，五月天大概賣兩萬，我還比五月天多……

身在江湖的各路作家，以台灣的情況來看，日子都過得艱辛。根據張大春的敘述，大約40年前，台灣的作家基本上都不是靠出書的版稅養家糊口的，因為在當時，作家把版稅賣斷予出版社的現象非常普遍。他們不能靠版稅生活，就唯有靠稿費支撐了。

80年代以後，能靠版稅過活的作家也不多，而這些作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書賣得不錯，如林清泉、劉墉、龍應台等。張大春以自己出書的經驗，談及自己早期的3部作品：《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我妹妹》和《野孩子》的暢銷狀況。由於前兩部的暢銷，他被出版社編輯追加著作，使他不勝其煩，最終在《野孩子》裡，故意為主角設定悲劇結局，果然當時《野孩子》的銷量直線滑落。但從今天的出版情況來看，即使《野孩子》在那時候屬銷量不好的著作，也比他之後的作品暢銷。

對於自己的作品銷售量，張大春心存感激，“3年以前，我出大唐李白，聲勢浩大，年度獎、什麼我們最好賣的書大概都拿到了。那個書大概賣了將近兩萬多本。可是我回頭看一下，比起唱片工業，周杰倫的唱片大概賣3萬張，五月天大概賣兩萬，我還比五月天多。但是大唐李白，第二冊、第三冊那個銷售數字大概就是像懸崖一樣往下滑，也就大概一萬多左右。不管怎麼說，一方面我覺得維持住了我自己的寫作品質，二方面台灣社會還勉勉強強支持大唐李白這樣的書在市面上出現，我應該很感恩了吧。”

針對作者如何應對出版業急速進入寒冬的江湖現象，張大春作了一番更深入的思考，“更大的問題是，作者在出版業急速進入寒冬，而且恐怕一去不回頭的情況之下，還能夠如何召喚回讀者。如果召喚不回讀者，這個社會如何支撐起文學作為一個核心文本的文化產業。如果沒有好的小說，好萊塢大概有一大半的電影是拍不出來的，它都會有一個強大的出版工業或者體系，在支撐着它最前端、最亮麗、最賺錢的市場產品。如果沒有那一些台灣還會有故事嗎？”

張大春相信華人社會在二三十年之內，還會進入更進一步的冰河期，這個冰河期的冷凍狀態，會是人對文字，人對較多的文字，所謂較多的文字大概是300字以上的不耐煩。“可能有人會認為我危言聳聽，大家只要回想一下你自己讀臉書，閱讀微信圈，各種通訊媒體，各種移動通訊的工具、載體，所下載的那些東西，你仔細的想一想，你對文字一次閱讀的承受力是多少字，一則恐怕是300字。而且這還是有過非常完整文字訓練的世代的讀者，遑論30歲以下或者20歲以下的讀者，他們對文字一次一則的接受度忍耐力大概是多少，我不敢想像。這牽涉到我們對於市場、大眾閱讀的環境要不要繼續忍讓下去。”

張大春認為要召喚年輕人重新閱讀、觀賞、接觸傳統的文藝作品，如長篇小說、戲劇、京劇等，不能退而求其次地，把一些毫無關聯的表演元素硬生生地加插入傳統表演裡，他並不認同這種做法，遂舉例他與台灣著名京劇導演吳興國對於把嘻哈文化結合京劇的看法，“我就跟他說，如果只看嘻哈的這些年輕人，只受這些訓練，他是不會來看你用京劇表演嘻哈，或者是用京劇的身段來跳街舞。所以你要推廣京劇是一回事，你要把你京劇最好的活拿出來，演最傳統的戲，把他們嚇進來就嚇進來，可是你要去討好他，我來段嘻哈，他們來都不來，可是吳興國他們還是堅持要對年輕人低頭，還是希望能夠以他們的趣味為主，我不敢說他跟我之間，到底誰對還是誰不對。”

“文學江湖，一片荒蕪。我還是期待着偉大的、令人讚歎的故事被敘述。”張大春悲觀地說。儘管如此，他近幾年積極在開啟一些新的創作嘗試，包括他要重回音樂劇，涉入電視劇與電影計劃，完成兩部鬼故事等等，他都以做公益的心態去做上述的文學文化事業，即使他的作品會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他都認為是好事，“至少那個後來被完整敘述出來的電影也好戲劇也好電視劇也好，或者哪怕是小說作品，起碼要讓沒有年齡界限的讀者感受到、聽到一個新奇故事，是這樣有魅力的生活，如此他才會被激發地真正去繼承這個江湖上的事業。”

對於純文學該不該估計銷售、市場和讀者，張大春的見解是，“不會經營市場的文學作者比會經營市場的文學作者多。”

“如果一個人很會說故事，很能夠把平平常常的事情說得活靈活現，可以讓人覺得處處着迷，字字珠璣，這種人多半不會在文學圈，他早就去了電影圈。”

張大春回顧他17歲時，冒鄰居大哥哥的名去參加華視辦給廣電系學生的編劇課程的經歷，其中一位編劇對他說過最有趣最深刻的一句話，“我可以看出你們哪些人聰明，哪一些人不聰明，這個世界上所有最聰明的人都進了電視台。”這位編劇也是後來在台灣電視圈有極大影響力的製作人李至善。

編劇班給予張大春在寫作上的啟發，在於“如何察言觀色、如何體會人性、如何掌握表面上人的食衣住行、無聊淺薄、單調乏味的生活，但是掌握那個裡面有七情六欲，有複雜的計算，或者別人有而你沒有的情感表現。你要找到那些。整個聽下來，當然他不是教我們如何做人，他教我們去如何從平凡的人生之中察覺偉大的衝突。”

張大春接着說，一個故事之所以會淪為俗爛和廉價，多半是因為故事的可預期性，以及創作者失去了對作品和社會的擔當，創作者老是想要投靠最安全的保護，沒有實踐如何在平凡的人生裡察覺偉大的衝突，如何做人。他認為，正應該是那些對於生命中的意義有深刻思想的人，他們才更應該投進更大的力量到大眾市場，並且呼籲道，“各位文青，不要再尋求，不要再投入純文學這3個字的迷障的保護，你們要進入真正的流行世界，去創造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