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穩定問題有多嚴重

鄧聿文（聿聞視界）

最近有中國權威學者透露，當局時下最關注的是社會穩定問題，穩定問題越來越嚴重，甚至比經濟情況更嚴重。對這個資訊，我是半信半疑的。信的是穩定問題確實很嚴重，疑的是它的嚴重程度超過經濟，成為當局最關注的問題，實話說，我是有點懷疑的。不過，這不妨礙我們來關注和討論穩定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一直都存在，但和江、胡時期中國頻繁發生的大規模的工人、農民的抗爭以及社會群體事件相比，在習時期，由於採取撫（精準扶貧）剿（嚴厲打擊群體事件）並用的兩手策略，無論是表現為集體的反抗行動，還是個體的抗爭，看起來都大為減少。可這並不表示社會的穩定問題就有所弱化，只不過是被強力壓制下來了。但近兩年，在疫情解封後，隨著三年封控導致的經濟下行和當局對平臺經濟的整頓，工廠倒閉和工人失業的現象大量出現，勞工維權事件增多，民間集資事件頻發，互聯網金融詐騙蔓延，一些地方發生了有一定規模的群體抗議，低收入者生活壓力增大，相繼出現邀約自殺和報復社會的個體極端事件，以及由公務員減薪引發的抗議等。據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不完全統計，2023年全年，中國發生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1794起，是2022年（831起）的2倍有餘。其中，製造業的罷工抗議大增，有438起（24％），較2022年37起（4%）增加了10倍以上。建築業的工人抗議仍占最多，有945起（ 53％），服務業有208起（12%），交通運輸業115起（6%)、教育業36起（2％）、採礦業22起（1％）。這已超過以往三年的數字，維權事件在每個省市都有個案，不過勞資糾紛最多的還是工廠最多的廣東省，占294宗。

2023年勞工集體行動事件相比疫情三年的大幅上升，原因是清零隔離政策使得這三年的群體抗爭事件大大減少。而在清零政策廢除後，社會恢復正常，經濟下行的壓力全面爆發，工廠倒閉和企業裁員引發了勞工的集體抗議行動。雖然失業的工人很多，但從抗議規模來看，和江、胡時期動輒幾千、上萬乃至十幾萬的工人大罷工無法相比，所以，中國勞工的這些群體抗議事件並未引起輿論的重視。

相反，由房企危機、房價暴跌，P2P暴雷，銀行擠兌，公務員討薪、洩憤等引發的一些群體事件和個體極端事件，社會的關注度倒是蠻高。這些事件有河南村鎮銀行的抗議事件，江西景德鎮某項目業主集體的停貸斷供，湖南省天門山風景區集體自殺和四川天鵝橋林場集體自殺事件，以及最近發生的河南濮陽廣播電視臺員工橫幅討薪事件等，都一度引起輿論包括官媒的討論。客觀地說，上述這些抗議事件和個體極端事件，除個別外，總體上其抗議的程度沒有超出以往的同類型事件。這是我懷疑當局對社會穩定的重視會超出對經濟的重視的原因。不過，考慮到2022年11月發生的白紙運動，可能就不一樣。該運動是中國自六四事件後捲入範圍最廣政治影響最大的一起社會抗議。它的主訴求雖然是放棄清零，回歸正常生活，但也提出了推翻習政權的激進口號，是被當局作為一個政治事件看待的。有了這起事件，當局對待勞工的抗議和群體事件的視角就會不同，認為它們在當下的時空背景下，會有新的特點，可能會引發社會大局穩定。一是這是在中國歷經一段時期的高增長後，經濟進入下行通道產生的群體事件和個體極端事件，又疊加中美對抗和國內的政治高壓這兩個因素，因此，社會的信心極度低落。雖然多數事件的規模不大，但社會的情緒格外焦慮，事件的感染性強和對人們的心理衝擊大。二是集體邀約自殺和公務員討薪是新出現的兩類社會不穩定現象。個體自殺和農民工的討薪是中國社會的常態，但幾個人因為對社會的絕望而邀約自殺，這是以前沒有出現的，它反映了中國社會底層長期以來承受的巨大生活壓力在經濟困難期雪上加霜，超過個體承受的臨界點，這類事情對人們的內心觸動極為強烈。另外，在表現為這種集體自殺行為的同時，也極易引發報復社會的惡性極端案件。而經濟困難的加劇，讓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公務員普遍減薪，甚至出現發不出工資的現象，這無疑會打擊它們對當局的忠誠。三是像銀行擠兌引發的民眾抗議和由房產危機引發的業主停貸斷供，還影響金融和經濟，這也是過去不曾出現但今後很可能會不陌生的導致社會不穩的新的抗議形式。所以，某種程度上當局對時下的社會不穩的確不敢掉以輕心，但話又說回來，要緩解對不穩定的擔憂，還得依賴發展經濟，當局真正的麻煩就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