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下的文人

2005年，我翻譯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一本著作，中文書名《皇帝與秀才》。這本研究清代歷史的專著，Treason by the Book ，意為憑藉著書立說而生的叛逆。我反覆研讀後認定，本書重點是皇帝（雍正）和書生文人（活著的曾靜、早已入土的呂留良等）的糾葛，話題包括滿漢關係，清朝統治的合法性，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以讀書人及其觀念為代表；而那段歷史背後複雜而含混的意味，則以副標題〈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來顯示。《皇帝與秀才》講的歷史很不尋常，而史景遷更善於選取歷史材料，抽絲剝繭，把複雜的事情講清楚，且語言生動明白，字字有來歷，但不乏歷史學家的推理和想像力。

故事是說雍正年間，1728年，湖南山村的書生曾靜，因為信奉華夷之辨，不認滿清政權的合法性，派他的學生張熙跑到陝西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將軍，鼓動後者反叛清廷。學生被拘捕、審問，將軍上報朝廷，老師被捕捉，曾經影響了曾靜的清初大學者呂留良之鞭屍、挫骨揚灰，作者寫到極為細微，不在話下。有意思的是書的下半部：曾靜被押送北京審訊。他用交代的機會，寫下辯護詞；但更為稀奇的是，雍正對曾靜「叛逆」案極為重視，認為關係到坐江山的合法性，決意通過此案，駁倒漢人，尤其那些「知識分子」的想法。皇帝親自過問審訊，批閱一個罪犯秀才的「交代」。他和罪犯並無面質，但他們之間的對話，自有官員傳遞。皇帝的批示、質問，曾靜不僅可知道，還可反駁。就這樣來回折騰了數月，皇帝和秀才對話的範圍，從華夷之辨，到儒家思想，對呂留良的批判，再到國內民生經濟、民間謠言，無所不包。最後，曾靜認罪懺悔，表示提高了思想覺悟。但皇帝又出奇招：不僅駁斥了朝廷官員殺曾之議，赦免了曾靜，而且更由國家出面，編輯、印刷兩人由辯駁而「共同撰寫」的著作《大義覺迷錄》，廣布全國。那是沒有電視的年代，要昭示一個讀書人的認罪、覺悟、懺悔，傳播皇帝的思辨和韜略，沒有比成千上萬書生參與學習、反省的運動，更有成效了。曾靜揣著皇恩回到湖南，湖南巡撫奉雍正之命撥款一千兩銀子，酬其「協助查案之功」。為正本清源，1731年，皇帝組織了宣講團（其中包括那位傳信的學生張熙作為活典型），到西北邊陲宣言聖意，同時組織四位大儒專事批駁呂留良著述。書生追隨異端，胡思亂想，才是統治的最大憂患。而大批書生逐漸被納入科舉制度，按照皇家思維讀聖賢書，謀求官位，則是雍正心中天下大治的開始。史景遷在序言中說：「對我們而言，曾靜案又戴上了某種光環，激發人們有關後世中國及其他形形色色政權的回憶。」對，他說的是「回憶」，並非「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