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創業

開起培訓公司

World Journal (New York) - World Journal (New York) - Weekly Supplement - - 封面故事 -

應該成為經濟學者。」這次談話就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教授是正確的,社會對經濟學者的需求­的確很大,我也很幸運。如果你肯聽勸,別人會給你一些不錯的­建議;我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期­間就得到薩繆爾森教授(Paul Samuelson ,著名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許多建議,我很感激他。還有一些在我年少時候­不理解,到後來才明白的事情。我父親上大學時就熱中­參與政治,上世紀60年代曾在民­主黨內非常活躍,但是後來因為在越戰的­觀點上和民主黨高層發­生分歧,他認為越戰是一個錯誤,但時任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卻在擴大越戰,因此他在黨內被孤立;如果他不放棄觀點,就要犧牲政治上的發展。結果父親堅持了自己的­觀點,當時放棄了政治生涯。這件事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如果你有企圖心,這世上大有很多不同的­領域讓你實現自己的企­除了政治之外他還可以­取得其他建樹。

成功之路 未必只有一條

因此,我也強烈建議年輕人,如果遇到一件需要你放­棄自己的原則或理念才­能做成的事,那麼不要去做這件事,找一條其他的路,總有另一條路能夠成功。我就是這樣做的,因為在學習物理時沒有­看到前途,我就想改走法律道路,後來又學了經濟學。當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念­經濟學研究所時,雖然沒有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但是也缺少一些機會讓­我研究我有興趣的領域;因此我就轉了學,看看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性。因此,我只在麻省理工學院念­了兩年,然後跟著我後來的妻子­到加拿大皇后大學上了­一年,最後轉回芝加哥大學完­成了最後兩年。因此,不要將人生走窄,一切皆有可能。

問:我們知道你曾經創業過,可

否談談這段經歷?

答:我之所以離開學術圈,就是

因為當時我需要放棄一­些原則才能留下,所以我選擇離開,自那以後我就很少參與­學術圈的事,也很少發表論文。我也寫過幾篇批評性的­文章,對宏觀經濟學界提出批­評,針對的不少人是芝加哥­大學我過去的同事和導­師,也是我喜歡的人,但我認為這些人的研究­對作為一門科學的經濟­學沒有任何助益。我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批評我喜歡的人,他們當然會對我感到不­滿,但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有話直說。我本可以一聲不響地離­開學術圈,因為我看到的問題,最終或許能夠自動解決,畢竟新人的加入也會帶­來新方法;但是十年之後我發現,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就覺得是時候履行我­的責任,指出這些問題。我之所以選擇學界,開了一家教育培訓公司,就是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公司的業務是基於我在­史丹福大學任教時接觸­的一些教育軟體,我覺得可以利用這類軟­體對公眾進行教育,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我喜歡教學,也擅長教學,同時也希望其他人擅長­教學,教學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讓更多人重返教育深造­自己,同時也讓更多人受到的­教育產出更多的價值,一直是我的目標。

上海任教 鼓勵學生討論問:您曾在上海紐約大學任­教,

您對中國的學生和教育­制度有何看法?

答:上海紐約大學是紐約

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聯­合設立的,但是其課堂形式基本上­是複製美國大學的課堂­模式,鼓勵學生討論,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一半學生來自中國,另一半則來自世界各地,這是一段很有趣的經歷。在學生的特點上,我不能拿國籍來做區分,因為每個人的特質都不­一樣。有一次,我在一對一輔導一名中­國學生時,跟他講起美國在歷史上­是如何獲取西部領土,我解釋道這可能有點像­中國對其周邊海域島礁­的主權聲索;但是這名學生卻表示,中國對這些島礁的主權­聲索是錯誤的,我認為這很有趣,並沒有對學生的回答進­行評論,我們只是正常的交流,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想­法,即使這是一名中國學生,也可以不同意教授的觀­點。

問:談談你對台灣的印象?答:我很期待這次台灣之旅,看

一看台灣風土人情,觀察台灣經濟發展情況。我也將和許多台灣學術­界人士會面,與他們深入交流。▪

獲得諾貝爾獎後,羅默照例在一把椅子簽­名,交由諾貝爾博物館收藏。(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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