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Journal (New York) - World Journal (New York) - Weekly Supplement
喬布斯的「海盜」精神
●In January 1983, Steve Jobs gathered a group of Apple employees at an off-site retreat in Carmel, California. The group was in the midst of developing the Mac, the company’s hugely ambitious personal computer—and some employees felt the project was losing its scrappy spirit. And so Jobs offered a maxim meant to motivate the developers: “It’s better to be a pirate than join the navy.”
1983年1月，喬布斯(Steve Jobs)召集一群蘋果公司員工到加州卡梅爾(Carmel)進行外出靜思會，這一組人正在研發蘋果極富野心的個人電腦Mac，有些員工認為這項計畫失去公司的鬥志精神；因此喬布斯提出一項行為準則激勵研發人員：「當海盜比加入海軍更好。」
●This wasn’t about treasure maps and eyepatches. “Being a pirate meant moving fast, unencumbered by bureaucracy and politics,” software engineer Andy Hertzfeld, an original member of the Macintosh team, tells Quartz via email. “It meant being audacious and courageous, willing to take considerable risks for greater rewards.”這裡並非在談論藏寶圖或是眼罩。麥金塔(Macintosh)團隊的元老成員兼軟體工程師何茲菲德(Andy Hertzfeld)在電郵中告訴新聞網站「石英」(Quartz)：「當海盜要快速移動，不會受到官僚體制與政治的阻礙；這代表要大膽勇敢，願意承擔高風險以換取更大的回報。」
●The pirate metaphor also involved a certain willingness to plunder. “Steve also never minded occasionally stealing good ideas from others, like the Picasso quote—’good artists copy, great artists steal,’” Hertzfeld adds.海盜的寓意也包含在某種程度上願意犯下大錯；何茲菲德又說：「此外史蒂芬也從不在意偶爾竊取別人的好想法，就像是畢卡索的話『傑出藝術家模仿，偉大藝術家盜竊』。」
●For the Mac team, the message stuck. When they moved to a larger building some months later, in August 1983, they even ran up their very own pirate flag, painted by Mac graphic designer Susan Kare. It featured the traditional skull and crossbones with a twist: “The final touch was the requisite eye-patch, rendered by a large, rainbow-colored Apple logo decal,” Hertzfeld recalls on his website.對Mac團隊而言，這成了根深蒂固的訊息。他們在幾個月後搬到更大的大樓，他們在1983年8月甚至升起他們自己的海盜旗，由Mac平面設計師蘇珊．凱爾(Susan Kare)上色。該旗幟有傳統的骷顱頭和交叉骨頭，但還有一個花樣：「最後一筆是不可或缺的眼罩，那是一顆彩色大蘋果的貼花標誌。」何茲菲德在官網如此回憶道。
47歲的劉美蓮與13歲的劉世豪坐得遠遠的，一個在家裡的床上，一個在兩米外的書桌前，隔閡橫亙在空氣裡。與普通人不同，劉美蓮的黑色長褲下，腳腕處鼓出一個大包。那是上海市長寧區新涇鎮司法所給她戴上的電子腳鐐，因為她是犯有遺棄罪的緩刑犯，遺棄對象就是身旁的兒子劉世豪。在長寧區法院的判決裡，劉美蓮因兩度遺棄劉世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緩刑的附加條件是她要與兒子一起生活，等他放學回家，為他洗衣做飯；此外，還必須接受司法所、婦聯的「家庭教育指導」。適用在劉美蓮身上的「家庭教育指導」還有另一個名字——強制親職教育，劉美蓮案也是中國「強制親職教育第一案」。對於她這樣的失職監護人，這是司法機關保護其未成年子女權益的一種方式。
母子關係 兩人重新適應
9月26日下午，受長寧區法院和上海市婦聯之託，家庭社工章媛媛第五次來到劉美蓮家。那是一間十來平米的預製板房，搭在房東家的小院裡，幾樣家具被劉美蓮拾掇得乾淨整潔，條紋床單上看不出一絲皺痕。一進門，章媛媛就看到了攤在桌上的幾封感謝信，那是劉美蓮寫給法律援助律師、新涇鎮司法所和劉世豪就讀的中學的。信裡，她提到了學校提供的救助金、暑假時老師的家訪，感謝之外，還為當初的遺棄行為寫了許多反省的話。章媛媛認識劉美蓮半年了，至今記得二人在北新涇地鐵站初次見面時的場景。劉美蓮身高150公分左右，總習慣性地交疊著手、頷著下巴，像個犯了錯的學生。兩人坐在地鐵站旁的露天停車場裡聊天，說起遺棄兒子時，劉美蓮哭了很久。從那時起，章媛媛每月都要與劉美蓮見面，聊上一兩個小時，劉世豪也在。她發現母子很少認真對話，母親總把「他不聽我的，說了也沒用，隨他去吧」掛在嘴邊，兒子則用「她傻，隨便她」來搪塞。肢體接觸幾乎沒有。章媛媛記得7月時，天氣熱，劉美蓮要幫劉世豪擦汗，劉世豪有些躲閃。但章媛媛看得出，劉美蓮是真心盼著兒子好。為了給他一個上海戶口，劉美蓮先後幾次與上海本地的男人相親，還遇到了騙子，差點被人勒索了錢財。劉世豪也在重新習慣母親的存在。雖然表面對媽媽不太理睬，但已不像剛回家時那樣老往小姨家跑，願意長時間和媽媽待在一處了。「他有對母愛的渴望，但是沒有對母親的尊重，他母親所做的種種都在他的腦子裡，所以母親的話他也不會當做權威。」章媛媛說。
稱養不起 兩度遺棄兒子
對於劉美蓮，劉世豪的誕生是個意外。
2005年，她從北方的一個小縣城到上海打工，結識了長自己十多歲的梁松。兩人各有家庭，卻發生了一夜情，2006年10月，劉世豪出生。有了這個兒子，丈夫與劉美蓮離了婚。她自覺沒臉在老家立足，只好離開大兒子，帶著這個小兒子回到上海，寄住到妹妹家。為了讓劉世豪有個上海戶口，能在上海上學，劉美蓮帶著他到梁松家討說法。但梁松從不知道兒子的存在，雙方矛盾激化。
2012年，劉美蓮領著6歲的劉世豪來到長寧區法院，要求法院把孩子的撫養權判給梁松。案子到了法官顧薛磊手上，調解無果後，他將撫養權判給了劉美蓮，梁松則要支付每月1200元的撫養費。
「判決是2013年5月，梁松已經快60歲了，在上海又沒有房子。另外當時雙方矛盾很深，孩子根本無法融入梁松的家庭，甚至可能發生流血衝突。」顧薛磊說。對於這個結果，劉美蓮不滿意。判決後3個月，她把劉世豪帶到長寧法院的立案大廳，往他手裡塞了1000元後就此消失。錢是梁松給的撫養費，她自己留了200元。面對這個7歲男孩，母親聯繫不上，在上海生活的小姨一家不管；他的父母均健在，不符合公辦福利院的接收條件。無奈之下，長寧法院的法官們把劉世豪接回家照顧了十多天，之後透過民政部門輾轉聯繫了一家民辦福利院，把孩子送了過去。在顧薛磊的印象裡，福利院裡大多是患有腦癱的孩子，包括劉世豪在內的健全兒童只有兩三個，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