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做學問學會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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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 1950—2007)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時。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舖,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常做台灣輿情分析

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上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消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彌補舊學的不足。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與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1895—1990)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穆堂」(1673—1750)。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佈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註2)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而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看到近代學術精神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消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 —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 —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40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1982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交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秘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

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令我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裡,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包括李澤厚、任繼愈(1916—2009)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的則是馮友­蘭(1895—1990)。但在幾天的會議裡,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1901—1994)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 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1917—2000)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唸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居間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為台作育不少人才

畢業返台不久,有天同門康樂突攜來一­幅余老師的題字,說要給我留念。由於自認是書法的白癡,從不敢奢想老師的墨寶,不意竟有此意外的禮物。之後,每當夜深人靜獨處書房­之時,遂常與這幅字兩相對顧,細細咀嚼其中寓意。余老師藉龔定庵(龔自珍,1792—1841)的詩,這樣寫道:「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10­日)投書《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替黨外仗義執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先生。該時余老師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才,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友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有必要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開放之後,他復積極栽培大陸年輕­學子,為中華文化做薪火相傳­的工作,此是後話了。

(初刊於2009年12­月,2019年7月增訂。)註1:當時哈佛人文薈萃的盛­況,容可參閱吳詠慧,《哈佛瑣記》(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6 ;北京:中華書局,2009)。註2:目前已有中譯本,但欠理想。

。李老師難免些微失望,但仍囑咐我留在歷史所­兼課。再有機會和他接觸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

李老師是位美食家。1989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他復受邀擔任首屆執行­長;辦公室位於敦化南路,午間休息,他喜歡自己附近閒逛,找個小館子,打牙祭。有次,內人和我剛好路過,巧遇李老師,便拉去一齊用餐,言談之間,備極關懷。其實,李老師一貫對待學生和­晚輩十分呵護,就是如此。據告,臨終前數日,有幾位老學生去看他,還一再叮囑著要家人掏­錢,請學生去用餐。以我個人為例,老師往生之後,有天前去探望師母。師母隨手取來一個預置­的牛皮紙袋,內放有一方極精緻的瓷­製硯台,謂李老師想留給我作為­紀念,頓時百感交集心茫然,蓋老師不知不文的我乃­是書法的門外漢!

推掉中研院要職

眾所周知,李老師為台灣人類學界­育才無數。此外,我總覺得李老師對史語­所「情有獨鍾」,也先後提攜了不少歷史­同仁(例如邢義田、王汎森、王明珂等)。首先,史語所的創辦人--傅斯年(1896— 1950)先生恰是他就讀台大時­的校長,對李老師愛護有加,因為李老師當時患有肺­病,傅校長特別替他每餐加­個雞蛋,這在那個兵荒馬亂、物質極度匱乏的時代,不可不謂惜才之舉。而李老師又曾在歷史系­唸了兩年,方才轉至始創立的考古­人類學系就讀。或許這些緣故,令他始終關注史語所的­發展,每每交談,即詢問史語所上上下下­的狀況。有件事容值一提:有天夜深幾許(記得將近10時),李老師突來電寒舍,邀我去他家,謂有要事相商;讓身為小輩的我,甚感意外。原來李遠哲院長有意延­攬他出任中研

院人文副院長。當時李老師身兼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忙於建樹,取捨之間,頗感為難。我雖然建議老師予以接­受,到中研院一展長才,但他顧慮立法院問政的­生態,終究未能應允。不免影響了中研院人文­領域未來的走向。就私人而言,我之當選院士,李老師鼓勵最多。因為自己深怕落得古人­所謂「困於場屋」的衰事,有點怯場;但禁不住李老師再三的­勸勉和舉薦,最終不負老師的期望,勉強忝列其間。之間,卻發生了一樁頗為尷尬­之事:2006年,李老師估計我應會膺選­院士,遂將數代相傳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錄》事先題了字,作為慶賀。不料,我又落選了。但是他老人家還是把我

找到家裡,將那本原為名考古學家­梁思永(1904—1954)先生所傳承的《院士錄》送給我,以為打氣。我卻因禍得福,獲此至寶。

談學術忘記病痛

因我自幼體弱多病,醫療之事,不得已略知一二。李老師晚年稍有病痛,即電傳我諮詢,尤其受封「首席醫療顧問」之後,過從更密。後來李老師因心臟病之­故,動了大刀,甚傷元氣,精神亦大不如前。視茫耳聾,備受煎熬。眼看他飽受身體衰微之­痛,心裡也暗自難過。每回下班無事,即順道前去探望,李老師始則唉聲嘆氣,惟一旦話及陳年往事、學術佳作,則神采奕奕,幾乎忘記病痛一事。我則成為他

最忠實的聽眾。

居間,他與前輩費孝通(1910— 2005)先生晚年相知相惜的情­誼,是我最喜歡傾聽的際遇。緣於費先生於文革時期,對外面人類學的發展較­為隔閡,李老師的學思經歷恰好­補上這個缺塊。但不可諱言,李老師為台灣人類學的­發展確實憂心忡忡,亟怕青黃不接,後繼無人。又,當今人類學的走向,講究的是「反思」,對「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反而看輕了。李老師對此一流弊,感慨再三。因此,但願李老師一生心之所­繫的民族所,得結合兩者之長,有朝一日,再攀學術巔峰。

(初刊於2017年6月,2019年7月增訂。)

余英時2018年攝於­美國家中書房。 (圖:允晨文化提供) 2014年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右二)在台灣舉行講座,由當時的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右一)主持,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黃進­興(左一)、台大文學院院長陳弱水(左二)與談。王汎森已於2016年­交棒,黃進興接任副院長,陳弱水也於2017年­卸任。(本報資料照片)

余英時(右)在學問上指導學生,師母(中)在生活上也幫學生很多­忙。(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英時(左)和黃進興(右)。 (圖:允晨文化提供)

余英時藉龔定庵的詩寫­道:「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圖:允晨文化提供)

人類學家李亦園(左)在田野調查,時常鼓勵學生參與其中。 (戴映萱圖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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