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帖
洋上寫生
為了尋訪一代水墨畫巨匠余承堯的足跡，我於今年五月再次來到他的故里，福建永春的洋上鄉。這次行旅距離我上一次的到訪，轉眼已經事隔二十四年了。洋上鄉是典型的閩南偏鄉，距離永春縣城還有十餘公里的山路，村人延續著數百年來不曾改變的耕種模式，在群山包圍的田地裡種植水稻、果樹與雜糧。在這看似亙古而平凡的田園生活裡，竟也孕育出詩中畫、畫中詩：畫家余承堯與詩人余光中，即先後誕生在洋上兩間距離不到三百米的民居中。
我第一次來到洋上是在1995年。當時我帶著一筆研究獎助金，登上華山、走過長江三峽，最後一站來到洋上鄉，就是為了考察余承堯的生平遊歷、身世與他繪畫中的山川大地。而今我帶著寫生的畫具，又一次來到這個藏身在東南丘陵一隅的山村。以前帶著考察目的出門時，我不斷地觀看、拍攝一張又一張待沖洗彩印的照片，而今我抬頭看景，時而駐足靜聽，細細地接收每一個音聲與形象。隨著漫長歲月的消逝，我已經知道我眼睛所看到的山巒、梯田與村莊，每一個細節無不是我要尋覓的蹤跡。於是我隨處在桃林下的岩縫裡取了泉水，沿著一條半被草叢湮滅的石階走到向陽的坡地，找到一方平坦處，打開隨身的摺疊椅與速寫本開始作畫。儘管我把自己的觀看設想成余承堯1940年代告別家鄉的最後一瞥，彷彿我是這些林泉與田野的主人，所有山川都是我閉眼也能想見的熟悉景致。但當我真正動筆寫生的時候，我仍然訝異於山勢的崔巍峻峭，訝異於土壤顏色的赤赭鮮紅，與山巔的層層碧綠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山腳下的梯田即便隨山勢而轉、因溝渠而開，看起來似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田埂其實是這一張天然畫幅中不折不扣的人工線。這些形色與線條，使我想起余承堯山水畫中有如鋸齒狀的梯田，與他的一首寫景五言詩：「塍線如蛛網，梯田不計高；山頭猶未盡，尚可種冰桃。」「啊，原來余承堯的色彩是這樣來的。」我手上的毛筆在紙張上濡染遊走，我的心在驚呼。「原來他的線條是這樣來的。原來他所歌詠的土地是這樣分寸計較的農田，是這 麼陡峭奇崛的山坡地。啊原來……」當我這樣一邊想一邊畫畫時，接近山巔的地方有一個農民正在開墾他的田地。那裡的坡度大約有五十度吧，他用鋤頭開挖山體、理出平整的旱田，再用畚箕把土搬到前沿以做成田埂。在我眼裡，他像一個盤古開天的遺民，一個移山闢地的雕塑者。兩個小時過去了，我們遙遙相望無言地勞動著。突然間，他坐下來休息，點燃了一支菸。一股煙，距離那麼遠，但那麼清晰的、迅疾的一股白煙，被陡峭的山坡造成的劇烈上升氣流送上了農民頭頂上的天空。
說來不可思議：早在1989年我念大學三年級時，一位朋友無意間送了一張余承堯畫展卡片給我。這張卡片是余承堯在漢雅軒畫廊展覽的邀請卡，卡片上的山水畫構圖幾乎滿溢畫面，色彩碧綠穠重，左側一疊如白練般的瀑布，毫無曲折地直落而下。我當時對畫者與展覽一無所知，卻直覺被作品流露出來的獨特性所深深吸引。我把這張卡片貼在位於陽明山山仔后的宿舍門扉上，直到兩年後從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在日復一日、出門進門的片刻，我反覆觀看了這張卡片百千次也不曾感到厭倦——對當時的我而言，它不但意味著一種美學上的呼喚與覺醒，一種對學院教育和傳統國畫創作的反思，它也開啟了我日後的追尋：橫跨四分之一個世紀、長達七千公里的路途，我仍在溯源余承堯繪畫精神的路上。
1993年余承堯在廈門去世時，我曾經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到位於台北市基隆路的漢唐樂府整理他的遺物。當我獨坐在如同散戲的劇場一般闃靜的桌案前，點著小燈，一頁一頁地翻過積累數十年的手稿時，我看到許多未經裝裱的、被蟲蠹蛀成條狀的山水舊作，看到余老自己所寶愛的早期書法冊頁，看到他手抄的南戲劇本，而在成疊的、未經分類的遺物中，我找到了許多未經著錄的生平資料：包括他幾經遷居的戶口名簿、國防部發給退休將領年節獎金的紅包袋、私人書信、詩稿影本，這些資料成為我往後編寫余老年表和專書的珍貴史料。經過1995年走訪華山、三峽、福建永春之後，我撰寫了《隱士才情余承堯》（1998）與《時潮外的巨擘》（ 2005）兩本書，並為歷史博物館「回山望有情：余承堯書畫展」（2015）撰寫專文。從門扉上的那張卡片開始，我彷彿一次又一次被牽引著踏上這位前賢的腳步，在他走過的地方、看過的視野，甚至在他的出生地，去重讀他雄奇跌宕的一生，翻閱他熠熠生輝的詩篇與璀璨的畫頁。於今帶著我為他寫的三本書，又來到洋上的山村，我，這個余承堯生前未曾見過的後生，循著山路走到余老的墳前，鋪開書本，在烈烈風中點燃香燭，我合十祝禱老先生一百二十歲冥誕，並感念他一筆一畫繪製出來的畫：那是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心中前導的光。那麼請指引我、陪伴我一起畫出您的「夢裡家山」吧！於是隔天我踏上了南面的山坡寫生，琢磨著鐵甲山、玳瑁山和西邊遠處微微泛藍的石齒山，也琢磨著在馬路未開之前，傳說中繞屋而過的「三曲水」余宅風水寶地。另一天我從余家屋後，踏過溪上石墩，沿山路來到鐵甲山腳下寫生：這段路應該是余承堯童年放牛砍柴、走過無數次的路，我的身旁還橫倒著一段猶未朽盡的松樹樹頭，村人指說那是一棵二十年前開路時掘倒的大松樹，我猜測正是余承堯詩中「蒼松翠落屋邊頭」的那一株。簌簌的松風已經沒有了，但鐵甲山外露的巖體，仍然在晴日滲溢著水氣，呈現「浮光不見秋」的四季鐙亮的黑。在洋上的最後一天，我來到石齒山麓寫生，這裡是村人出山進城的必經之路。我冒著微雨，走到一個可以回望石齒山的隘口，看著崚嶒崢嶸的岩石錯落在翠綠的山頂，我鋪開畫具，激動不已，彷彿余承堯對這座山的綿綿思念，「首夏歸來重一攀」的願望也在我心頭跳動。離開洋上到廈門停留的時日，乃至於回到台灣之後、出門對景作畫時，我的心緒彷彿還駐留在余承堯「每喜東南秀，春風舞碧蘿」或「景物形骸外，山川變化中」的詩句裡神遊。余承堯雖然已經不在人世了，但他作品中神采燦然的筆墨、雄強的構圖、瀲豔的色彩，以及啟迪人心的獨特風格、欲令眾山皆響的畫魂，猶時時躍然在我眼前——似乎從1989年我看到那張無名卡片的一剎那到今天，這形象從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