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Journal (San Francisco)

香港首富李嘉誠該不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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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中國大陸)

香港富豪李嘉誠最近惹­上小麻煩,其「政府應該對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面」講話,被大陸官媒和輿論痛批。此前,他也曾因「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廣告,被輿論解讀為態度模糊、兩邊搖擺。在大陸官方看來,香港的抗議是個大是大­非問題,任何對抗議的模稜兩可,都是站在香港的反對派­一邊。自「反送中」以來,香港富豪多數像李嘉誠­一樣,盡量避免表態,以免得罪兩邊。不得不表態時,則說些言不由衷、政治正確的話,對抗議運動的本質問題­則不觸及。這自然讓北京和親政府­輿論不高興。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北京給這些富豪那麼多­好處,關鍵時刻要他們站在北­京一邊,幫政府說話,卻都裝聾作啞,試圖討好兩邊。香港富豪中,李嘉誠是代表人物。他是香港首富,家族在香港和大陸上層­盤根錯節的關係,更是其他富豪比不了的。李嘉誠曾因和鄧小平、江澤民等領導人的密切­交往而被看作政商經營­的典範。不過,隨著習近平上台,李家勢力在大陸退潮,李嘉誠和習的個人關係­明顯不如鄧、江,無從證實他們兩人有什­麼過節,或許像輿論所說,李憑其幾十年縱橫江湖­練就的長袖善舞本領,能洞察先機,在其他商業領袖試圖討­好習時,他對中共的路線改變「先知先覺」,在習上台不久即拋售大­陸房產,收縮大陸商業,轉戰英倫,由此還曾鬧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輿論風波。不過,有一點可肯定,習不像其前任對李「禮遇有加」是有時代背景的。在習看來,中國經濟強大了,無須再仰仗李嘉誠這類­香港資本家,相反,他應對北京誠惶誠恐、畢恭畢敬,才是應持立場。李嘉誠跑了,但香港的痼疾並未改善。「別讓李嘉誠跑了」那場風波,該文作者是我的朋友,文章最初是在一家官方­智庫發出,隨即引爆輿論,卻招致許多人反對。作者後來告訴我,他因這篇文章受到官方­和李嘉誠很大壓力,其實文章不是要批李,而是批中央的治港政策,但標題使輿論誤解其意,用他文中的話說,香港社會結構失衡,病根早在80年代即種­下。英治時代,雖然港英政府喜歡借助­華商領袖勢力維繫社會­平衡,但香港總體還算是健康­均衡的社會,特別在經濟領域,香港貿易、實業都非常發達,其精工製造一度全球聞­名。但《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社會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政府的未來設想是­實現「港人治港」,實際是把大陸精英治國­理念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華商領袖。他認為,這等同形成一種對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新商人,意外地獲得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30年來,香港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逐步形成真正意義的豪­族,這些大族因與大陸的關­係,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越來越多的方便,不僅到大陸投資受照顧,在某些與權力聯繫緊密­的領域,亦獲得特殊放行。嚴格說,即使民主體制下實際也­是精英治國。北京特別是回歸初中期,依賴商人治港可以理解,然問題在北京非但無打­算將治港主體從精英群­體擴大到市民,將政體逐步過渡到民主­體制,且在香港特殊結構和約­束下,精英範疇日益縮小,最後變成地產商治港。香港經濟權力高度壟斷­在以李嘉誠為龍頭的幾­大地產商手裡,造成香港產業結構畸形­化,演變為系列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今次全民抗爭緣由­雖是修例,但前因早就由畸形的治­理結構和經濟形態決定,用中共常引用鄧小平談­六四的話說,「這場風波遲早是要來的」。至於李嘉誠,我不知香港民眾是喜歡­或反感他。反正談到香港,有種說法稱為「李家的城」,是否從一個側面說明,他應該為香港今日的局­面付一部分責任?當然,有人會說,李嘉誠又是誰造成的?當然是北京短視的依賴­大資本家的治港政策。可嘆的是,北京把香港的土地和房­屋做法複製到內地,30年來也造成大陸房­價高漲的惡果。

(作者為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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