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只活了三十四歲，但使民國長生
《論語》「憲問」，子貢對管仲的政治人品有疑問，孔子感嘆的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已被野蠻人統治了。這是對管仲很高的推崇。今天我們可以仿效這句話說：如果沒有蔡鍔，我們民國的人民可能早就回到皇帝的臣民了。所以，蔡鍔被人稱為「護國大將軍」。他護衛了中華民國。袁世凱想當皇帝，梁啟超寫了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大文章，為反袁樹立了理論基礎；他的學生蔡鍔則付諸行動，起兵討袁，逼袁打消了帝制的念頭。師徒二人聯手挽救了出生不久就幾乎夭折的中華民國。蔡鍔的英雄氣概，從他二十三歲時登嶽麓山的一首詩可為見證：那時他風華正茂，豪氣干雲，戴著日本學成歸來的「士官三傑」之一的桂冠，成為各路封疆大吏、軍閥政要爭相延攬的主角，但誰也沒想到，十二年後，他竟以國葬之禮，埋骨於嶽麓山畔。
蔡鍔，字松坡，光緒八年（1882年）出生於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親睦鄉一戶貧農家庭，父親蔡正陵以種田維生，兼做裁縫；母親王氏理家。蔡鍔幼時入私塾讀書，十歲便讀完了四書五經，十一歲開始熟讀先秦諸子，同時致力於經世致用之學，關心時局。這時，中國正值甲午戰後、民族危機沉重之時，以變法圖強為主旨的維新運動在全國興起。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秋，湖南「時務學堂」成立，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次年蔡鍔至長沙投考，名列第三。其時他年僅十六歲。據同學唐才質（維新烈士唐才常的三弟）後來回憶，蔡鍔「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梁啟超在學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權學說，蔡鍔深受影響。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權「流弊無窮」，主張在中國「益之以西人之法」，學習西方的「議院之制」。梁啟超對他十分賞識，師生自此結緣。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在維新變法的背景下，湖南地方當局選拔學生出洋留學，應試者五千人，蔡鍔以第二名入選。不料八月「戊戌政變」發生，康、梁逃亡日本，維新運動失敗，留學事遂成泡影。1899年接梁啟超自日本來信相招，於是東渡日本，在東京和橫濱兩地讀書。
1900年維新人物唐才常在南方成立「自立會」，組建「自立軍」，計畫以武漢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發動起義。蔡鍔參加了「自立會」，並在起義前夕回國。但起義失敗，唐才常等被捕遇害。蔡鍔重返日本。為實現救國救民的抱負，決心改習軍事，立志「流血救民」。1901年考進陸軍「成城學校」。1902年10月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蔡鍔在成城、士官學校學習期間，積極參與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在橫濱創刊《新民叢報》，他曾入社襄理筆政，並在該報發表長篇政論文章〈軍國民篇〉。認為「中國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人，則中國其真亡矣！」「人有靈魂，國有國魂，苟喪厥魂，即陷滅亡」。「故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
1903年蔡鍔自士官學校畢業。在一百多名畢業生中，他名列第三。同時畢業者尚有蔣方震、張孝準，均名列前茅，為人矚目，時有「士官三傑」之稱。
1904年蔡鍔回國。這時他剛到弱冠之年，英氣勃發，東南各省督撫爭相延聘。他在江西、湖南和廣西各地，從事軍事教育和訓練工作。在廣西六年，任「講武堂」總辦，並提出「廣西練兵主旨」：為求中國獨立自由，必須戰勝至少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以此為最高目的。蔡鍔在政治主張上是梁啟超的追隨者，站在立憲黨人的一邊，但同時又較敏銳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圖與革命派保持聯繫，對革命黨人的活動他也常給以同情和贊助。武昌起義之後，雲南響應，組織「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蔡鍔被推為雲南軍都督。都督府向全省聲明：「起義宗旨在剷除專制政體，建設良善國家，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族結合一體，維護共和，以期鞏固民權，恢張國力。」同時發布〈討滿
四川、貴州也分別響應。辛亥革命雖然成功，北洋軍閥領袖袁世凱逐步竊取了國家政權。而蔡鍔對袁世凱的認識和態度，也在這一時期經歷了曲折的變化。
早在1911年南北議和時，蔡鍔對袁世凱是有所警惕並反對議和的。他在1912年1月分別致電孫中山、黃興、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反對妥協與議和。但當議和告成，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蔡鍔卻轉而擁戴袁世凱。他渴望國家統一富強，並對袁氏懷有希望。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企圖借南京建立的共和制度來制衡袁世凱，要求他到南京就職，並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袁卻堅持要建都北京，並且視《臨時約法》如具文。在這場鬥爭中，蔡鍔支持袁世凱。他認為如果建都南京，「北邊形勢當為之變遷，恐遺孽有乘虛竊踞之虞，而強鄰啟蹈隙侵陵之漸，黃河以北淪入氈裘，甚非國民之利，因此應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統一南北」。民國成立後，各政黨社團林立叢生。蔡鍔從國家統一出發，曾參加統一共和黨，並被推為總幹事。在國家內憂外患的條件下，他認為「本黨主義，務以國家為前提。……天賦人權之說，只能有效於強國之人民，吾儕焉得而享受之？」由此強調「國權為擁護人權之保障」，「苟國家能躋於強盛之林，得與各大國齊驅並駕，雖犧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暫時之苦痛，亦所非恤」。這種偏重國權、輕視民權的觀點，在當時顯然有利於業已篡奪政權的袁世凱。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四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申辦「善後大借款」，準備發動內戰。孫中山和一部分國民黨人決定武裝討袁。七月，江西、廣東、福建、湖南、重慶紛紛宣布獨立，「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把在西南地區擁有重兵的蔡鍔調到北京，以唐繼堯繼任都督。蔡鍔離滇前，對滇軍軍官講話：「袁世凱原是我們的政敵，戊戌那年，由於他臨時告密，我們的師友有的死，有的逃，現在
又非他不能維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幫助袁世凱渡過這一難關。」民國二年十月，他到達北京，受委為各種軍政要職，克盡職守，頗思有所作為，他特別熱心於改革軍事教育，提出很多建議，把富國強兵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但袁的政治野心不斷膨脹，他鎮壓革命黨人，打擊民主共和力量，同時竄改憲法，破壞責任內閣制，強化集權統治，朝著復辟帝制的道路快步前進。蔡鍔到京不久，即察覺袁氏的野心，便暗中與朋友、同志聯繫，小心翼翼地做應變準備。因蔡鍔在東南各地頗具民望，袁世凱對他倍加提防。他曾向親信曹汝霖說：「松坡這個人，有才幹，但有陰謀」，「我早已防他，故調來京。」民國四年八月十五日，鼓吹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的「籌安會」成立，第二天蔡鍔到天津會見梁啟超，商議討袁計畫。此後，他一方面與雲貴軍政人員密電往來，還派專使分赴廣西、湖南、廣東進行聯絡。而在公開場合，則把自己裝扮成帝制運動的擁護者和胸無大志的浪蕩公子。袁世凱的親信持贊成帝制的題名錄前來試探，他即帶頭簽名表示擁護。與此同時，常涉足北京八大胡同妓院，與歌妓小鳳仙結萍水姻緣，佯裝寄情聲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鬧不休。他乘機將母親、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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