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愈多愈反動

World Journal (New York) - World Journal (New York) - Weekly Supplement - - 思淵堂語 -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於「知識愈多愈反動」這句話,絕不陌生,且有經歷。

文革時代,我是4歲到14歲間:文革之初,是幼年,無知無覺。小學起,算是參加了,少年人就不停地開會,黃帥、張鐵生,常常入耳。好在文革因毛澤東之死­嘎然而止。恢復高考後,幸運地是應屆正規入學­大學生。1980年代是令人懷­念的,不僅是空氣本身自由,更因相對從前的污濁而­倍感清新。那時候,上黨史課,我們能當堂站起來質問­老師、質疑教科書上的歷史。因此,多少年之後,讀到高華教授的著作「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感覺是:總算說出、寫下,留給後代了。否則,有過太史公的中國歷史,是如何的慘淡?當然,同時代有一批著作同樣­可傳之後代,如顧準 、楊繼繩、楊奎松等學者的著作。高華之去世,首先令我震驚的是時間,12月26日。是這位研究當代中國歷­史的學者,用離世的刻度,表明了天意?新年之後,間接讀到,中山大學教授劉根勤《學者與體製之間的迷惘》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高華:一個學者的堅守》兩篇文章,披露高華在重病後遭受­的醫療待遇之差,所在大學的冷漠,乃至生前近乎貧困的狀­況。何以一個著名教授,竟被如此對待?實際上不難明白,一個知識人,不斷去發掘真相,那些「震撼無以言說」的真相,而且引起了全世界注意,如何討喜?也許時代不同了吧, 否則高華不早就是他研­究的歷史(延安整風)中人物下場了?張鳴教授說:「明明是國內最優秀的學­者,卻沒學校敢要。在單位,還要經受明裡暗裡的白­眼。甚至包括他的病,如果不是環境這樣的惡­劣,高華也不會得這樣的病。」這是問題所在。「知識愈多愈反動」,並未隨著中國進入21­世紀,打開國門而真正終結。知識,對於以「革命」為標榜的權威體制,是「反動」同義詞,至少是近義詞。

高華去世時才57歲。我在美生活近30年,不由得假設,若高華在美國做教授,他的身體不至傷害至此,他的學術年齡當尚有3­0年吧?有 說,此乃「天不惜才」,未必確切:非天之過,彼國之罪也!

2018年,錢理群先生完成了「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其中第二部「歲月滄桑」是最後寫完的。我借來閱讀。錢先生說,「這裡既有我們當年落入­的陷阱,更有經歷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他寫了沈從文、廢名、趙樹理、王瑤、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等七人。時間是從1949年到­1974年。可以說,是接著高華的「延安整風」寫,重點是知識分子在新朝­的命運和改造。是否可說,高華用學術追求,實踐了司馬遷的史記傳­統;假如錢理群筆下的知識­分子多是困惑、扭曲、委屈,僅剩薄弱堅守,則高華以生命的代價,復興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反者,道之動」,知識人的反動,是進步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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