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喜欢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在墓志铭上刻着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我们最好永远不要长大，但是我们最好永远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最美好的一种状态。
父亲在我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董卿，出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母亲毕业于该大学的物理系。在父亲眼中，对孩子来说，只有学习、锻炼和劳动是必须的。于是，董卿在个子还没有洗碗池高的时候，就被要求站在板凳上洗碗；上学后，晨跑成为每天的必修课；进了高中，每年寒暑假都必须出去打工，在商场当营业员、到广播站跑腿、去宾馆当清洁工，这些董卿都经历过。她上学特别早，小学时候又跳了两级，说是上高中了，其实还挺小，这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但父亲就是这样，对这个独生女儿不宠不惯。
小时候，她最喜欢父亲出差，那样的日子没人管头管脚，但长大后却越来越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我爸爸是上海崇明人，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的父亲去世时，他才10岁，而我奶奶已经 50多岁了，生活无依无靠。我爸爸就抓鱼捕虾去卖，换米换菜回家，和我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她并不懂爸爸夜夜在煤油灯下读书读的是些什么。”
父亲太希望将这种自律、顽强、敢于拼搏的品质传承给女儿，而如今看来，这些特质都明明白白地呈现于董卿身上，“我父亲在我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高考前，班主任老师建议她考上海戏剧学院，董卿早已对故乡心驰神往，可父亲历来反对女孩子在台上装模作样，最后，只好折衷，一家人选择了“电视艺术专业”这个听起来似乎还算规矩的学科。进入上海戏剧学院，董卿才知道了什么叫天外有天，“那时，班里的同学一个比一个漂亮。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我始终找不到感觉。”董卿说。刚上大学那会儿她一直被自卑困扰着，生活里一度找不到特别鲜亮的颜色，在那段难捱的岁月里，是书籍给了她力量。“我跟自己有过一次对话，对话的结论就是，我不应该牺牲我阅读的时间去练习台词、形体，相反，我应该使我的书本知识更扎实。我有博闻强记的特长，要比阅读能力，班里同学中我应该看书算最多的，每次文化课考试，我也总是名列前茅。我经常这样说服自己，我的班主任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从这方面树立我的信心。”
善于取长补短的董卿有了自信后，不仅能做到各门功课齐头并进，甚至她的表演也吸引了表演系的老师。“差不多大学二年级，我一下子就开窍了，先前的我就像被厚厚的茧束裹着，忽然间就破茧而出，我的形体和台词训练渐入佳境，也开始获奖学金了，当时表演系的老师还有意让我转系，可我当时粗浅地明白‘宁为鸡首勿为牛后’的道理，我知道，我在需要靠形体表达内心的表演系，一定不会成为最出色的学生，我的强项还是我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能力。“
我要做一个出色的电视主持人
董卿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浙江电视台当主持人,在浙江电视台，她还当过制片人,工作如鱼得水。一年后,董卿考上海电视台,从七八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两个幸运儿之一。可是刚到上海电视台的日子,董卿无比失落。根本没人理她,也没节目可做, 因为她是新人。1996年底的央视春节晚会是北京、上海、陕西三地合办的，这是她首次与CCTV接触，这位新人负责联络、催场，跑前跑后，在春晚剧组做剧务，璀璨的舞台，不属于她。由于日子闲着有些无聊，董卿就去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编导系，1999年顺利从这里读完本科毕业。真正的转机是在1998年，她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节目样式讨巧，加上董卿清纯的主持风格被
观众接受，随即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董卿开始了解到什么叫小有名气。
1999年，面向全国的上海卫视成立，董卿第三次易主，丢掉炙手可热的位置，想找到更大的舞台，几乎没犹豫就去了，到了上海卫视董卿才发现，就是串联节目。卫视的收视率也不理想，上班就是点卯，最初新频道成立的喜悦过去了，很快她就感到了失落，换来的生活却是每天无所事事，她就在家读《红楼梦》《唐宋诗词》。这些古典文学，能帮自己平复浮躁，逼自己想清方向。同时，不愿闲着的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接下来，上海卫视改革成功，收视蒸蒸日上，一切柳暗花明。董卿也被委以重任，主持多档节目，尤其2000年主持一场“上海—悉尼双向传送音乐会”，她风格大气，英语熟稔，因此一举夺取 2001年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项——第五届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在当时评委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她的情况下，全票通过。
获“金话筒”奖也为董卿带来另一次重要的机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开播，“金话筒”的一位评委希望董卿加盟《魅力12》。对上海正有点“七年之痒”，考虑再三的董卿终于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北京。
进入央视后，董卿并未立马大红大紫，而是度过了一段极为清苦、寂寞的时光。刚到北京时，她连房子都没租，住在宾馆。主持节目需要穿的衣服，她都从上海带去，“在北京，我连上哪儿买衣服都不知道”。后来租了一间房子，里面空空荡荡，连像样的衣橱都没有，演出服就一件件挂在阳台的杆子上。
当时西部频道录制节目在偏远的大兴，录完节目，她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鞋子，站在大兴的街头，一个人在瑟瑟寒风中等待出租车。那样的时刻，她还会想起离开上海前录完最后一期节目时的情景，“夜里两点多，我一个人开车回家，路上行人稀少，马路两侧的灯光呼啸地从眼前滑过去，我一边开车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当时只知道这个地方不再属于我，而且是我自愿选择离开的，没有人告诉我这种选择是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