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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儒家的“以人为本,道行天下”

孔子的《论语》中讨论“人性”的地方不多,但他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性与天道”的问题,“人性”之实现即为“人道”,“人道”体现“天道”,这个问题太大,所以他和他的学生很少­讨论,但它实为中国哲学之根­本问题。

- (编辑 冀青艳)

作者简介:

汤一介,男,1927 年 2月 16日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90年获得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汤一介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代表作品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在非有非无之间》和《昔不至今》等。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具有异于禽兽的“人性”。人之异于禽兽的“人性”,它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仁爱”是人所具有的本质。孔子的《论语》中讨论“人性”的地方不多,但他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性与天道”的问题“,人性”之实现即为“人道”,“人道”体现“天道”,这个问题太大,所以他和他的学生很少­讨论,但它实为中国哲学之根­本问题。另有“性相近,习相远”一说,此说确立了人之为人者­其性大体相同,开创了“人性”之共同性、普遍性之先河。自孔子以后到孟子时代,儒家讨论“人性”的问题多起来,至少有五派(据王充《论衡》),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把“人性”规定为“性本善”。所以孟子说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之不同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那点上,“恻隐之心”的发挥(实现)就是“善”。据此,儒家展开了他们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天人伦理”等诸多方面关于

“人”的学说。

一、儒家的道德理想伦理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是“人”本身所具有,爱自己的亲人是“仁爱”的基础。但此种“仁爱”必须推己及人,所以儒家为中国设计了­一套道德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就是它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从儒家的“大同”论述可以看出,它是基于“仁者,爱人”而推广于天下,所以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道德理想信念,自然就是“以人为本”。基于此而展开的儒家学­说都没有离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我们可以把这种信念称­作“道德理想伦理”。然而“道德理想伦理”要落实,需要有儒家的“政治伦理”(政治)“、经济伦理” (经济)、“社会伦理”(人与人的关系)、“天下伦理”(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相配合来扩展而实现。二、儒家的政治伦理

《大学》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没有“以人为本”的“道德理想伦理”,“政治伦理”是无从谈起的。

如何“修身”?孔子提出要“修德”“讲学”“徙义”“改过”,这样才能“下学上达”,成为君子,才能使自己有个“安身立命”处。

如何“齐家”?儒家把“孝”作为家庭伦理的基本。《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王弼注谓: “自然亲爱为孝,推己及物为仁。”“孝” 是出于“自然亲爱”。《孝经注疏》中说:“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则生敬爱之心,是常道也。”又说:“孝是真性,故先爱后敬也”“爱之与敬,俱出于心”。“爱”与“敬”发乎于人之本性,非外力所加,自然如此。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新­的解释:家庭伦理中“孝”的意义在今天主要应体­现在“尊敬祖先和培养优秀的­后代”。这就是说,对祖先要尊敬,对后代要精心培养,这样就做到“齐家”了。

如何“治国”?在中国,如果说“家庭”是个小社会“,国”则是一个大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前现代是一专制的“人治”国家,而西方近代则是“民主”的“法治”国家。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应该说在前现代儒家的­理想应是以“礼法合治”治国。我们从《二十四史》的“志”中常常看到有“礼乐”和“刑法”两志,这说明儒家不仅注重把­国家建成礼乐之邦,同时也对“刑法”的建立颇为重视。

《礼记·坊记》:“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意为“礼”是君子所设立为防止超­越道德的界限;如果用“礼”不能防止道德败坏,那么就要用“刑”来制止为非作歹,祸乱社会;如果“刑”还有不足之处,则可以用“法令”来补充,以防止社会贪欲横流。可见,“礼”“刑”“令”三者功能不同,但都带有制度性的意义。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不仅说明“礼”和“刑”的功能不同,而且说明二者的效果不­同。因为用“政令”和“刑法”虽然民可以暂时避免犯­罪,但

不是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因此对犯罪并无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教”来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会自觉地走­正道。贾谊《陈政事疏》中说“: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是说 :“礼”的作用要在人们犯错之­前就加以防范;而“法”是在人们犯错之后加以­惩治。“刑法”的作用易见成效,而“礼”的作用难以立竿见影。这说明,“礼”要靠道德教化长期养成(修身),“法”是一种外力所加的不得­不备之举,不遵守“礼”的要求,这叫“出礼”(或“越礼”),“出礼”就会“入刑”。所以在中国儒家认为“礼”和“法”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不应忽视。

《汉书·礼乐志》中说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的作用是调节民心之所­求,“乐”的作用是表达人民追求­和谐相处的要求,“政”是要求处理“政务”,要顺民情而能行通,“刑”是为了防止人民“出礼”而“入刑”所设立。我认为,这也许是儒家“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所求。

如何“平天下”?此句应理解为“如何使天下平”。此“平”或有三义: “平”可作“和平”解,如尧对舜说“协和万邦”,各邦国和平相处 ;“平”也可作“平等”解,如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亦可作“平安”解,如“仁者安仁“”老者安之“”修己以安人”。“天下平”,包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又包括每个人身 心内外的“平安”“安宁”,这样就真正“天下太平”了。三、儒家的经济伦理

《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这和孔子的“来远人”思想有关,因为众多的老百姓都愿­意安家落户于此地,说明在此处生活能安顿­下来,可以建立家业。

有家有业之后,国家就应使人民富裕起­来。为什么能生活聚集在一­起,《周易·系辞》中说 :“何以聚人,曰财。”要想把人民聚集在一起,很重要的是要靠经济的­力量。所以孔子并不反对“富与贵”。《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人追求富贵并非不应当,但取得富贵要有正当性,“取之有道”。而如何使“取之有道”具有正当性,这就要靠教化之功能。由此可见,儒家认为经济活动必须­是合乎道义的。《二十四史》多有“食货志”,可见当时治国者对农商­工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多­以关注人民之经济生活­为目的。

四、儒家之社会伦理

《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相互发生关系的双方即­有应有之权利(如

“君”要求“臣忠”),但双方也应有承担之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如要求“臣忠”时,也就要求“君仁”),这样相互对应关系的合­理建立,社会才会“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这是“礼”所要求建立的双向权利­和义务之关系,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安稳,而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人”不能离开他人而单独存­在,在“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是在“人”与“人”相对应的较为合理的关­系得以建立的情况下,社会伦理才可以达到相­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安宁。

五、天人关系伦理

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人不相离(天人相即不离),既然“天”产生了“人”,“天道”将由“人道”来彰显,也就是说“天理”(天道)将由“人”(“人道”)来实现。为什么“天道”能由“人道”来彰显?因为人具有与“天”相关联的“人性”。朱熹说:“仁者”“在天地则 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所以“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朱熹说: “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郭店楚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一思想又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人与自然是共一生命同­体”有某些相合之处。处理好“天人关系”(即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人们才能真正幸福、社会才能真正安宁、国家才可以真正富庶、老百姓才可以真正富足,此乃“以人为本”所追求。

以上,所讨论的儒家“以人为本” 的“人性”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儒家“道德理想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天人伦理”,都是说明儒家“以人为本”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我用“道德理想伦理”,而未用“体系”“主义”,等等,盖因“伦”者“常”也,“伦理”者“常理”也。对儒学“常理”的传承并给以合乎时代­的诠释,也许其“以人为本”之真义可见。但我们必须看到,“理想”往往终归是“理想”,它并不必然会成为“现实”。儒家的“理想”是否一定圆满,是否能见之于现实,这也是一问题。

从历史上看,儒家为中华民族所设定­的理想社会的诸多方面,在历史的实际中并未实­现,至少是并未能全都实现,这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作为对自己民族以及­人类社会抱有责任的真­正儒家必须有其理想,此理想是真正儒者身心­性命的命脉,是儒家为人处事“良知”的体现。孔子在春秋时,由于“天下无道”,而却一心一意地努力为­把“天下无道”改变成“天下有道”,其实孔子也明白这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对于“理想”我们也许常常抱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态度。我想,张载的《西铭》头两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得对,人必须有理想,把“人”看作“人”,“以人为本”这是真正儒者可贵的精­神;《西铭》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说得也很对。人的一生必须对社会尽­伦尽职,追求“道行天下”,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才­可以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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