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
近日，一部法律条文的修改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许多网友奔走相告：“今后‘小恶魔’杀人，修改后的《刑法》真的要管了！”据了解，修改后的《刑法》将会作出规定： “12~14岁故意杀人等犯罪或将负刑责”。10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恶劣令人不寒而栗
在 10 月 13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是，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下调至12岁。这意味着在一些极端暴力犯罪中，12~14周岁未成年人或将不再是刑事“免责人群”。如今，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作恶者作案手段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令人不寒而栗，从以下几个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部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情。
2018 年 11 月 19日，陕西省神木市警方侦破一起故意杀人案，一名 15岁少女被同龄人强迫卖淫、打死。2个月前，15岁的张露（化名）从家里出走后一直未归，其父母开
始了日夜不休的寻女之路，直到2018 年 11 月 20日，家人接到警方通知前往殡仪馆辨认尸体，并进行DNA 检测，才确定张露已经遇害。网上曝光的一份疑似该案情况经过的信息提到：农历 9 月 23 日下午4时许，几名犯罪嫌疑人将张露带到当地一家商务宾馆进行卖淫，后因嫖客不满意，几名嫌疑人便将张露带到了其中一人的叔叔家中，轮流用皮带、拳脚、砖头对张露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殴打。次日，他们发现张露死亡，便将尸体肢解后掩埋在附近。
2018 年 12 月 2 日晚间，湖南省益阳市沅江泗湖山镇一名12 岁的小学六年级男生，在家持刀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害。作案后，因法律无对未成年人的惩罚规定，这名男生不仅不负任何刑事责任，而且在杀人后更没有丝毫悔意。他竟不以为然地说：“我杀的又不是别人，杀的是我妈，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
2019 年 10 月 20日，悲剧再次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蔡某某，将10 岁女孩连捅 7 刀杀害，直接抛尸小区，甚至还在社交媒体上向同学直播勘验现场过程，毫无悔意。事发后，大连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2019 年 10 月 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虽然蔡某某受到收容教养的处罚，但这远不能平息公众的怒火和质疑。
2017 年 8 月 10 日晚 20 时许，河北省定州市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侯某、张某瑞、王某安、杨某艺（4人均未满18周岁）在某
小区楼顶天台将张某东勒死后将尸体焚烧。经审讯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瑞、侯某、王某安因琐事与张某东产生矛盾，伺机对其进行报复。8 月 10 日晚 20 时许，犯罪嫌疑人侯某、张某瑞、王某安、杨某艺以打扑克为名，将张某东骗至某小区楼顶天台对张某东进行殴打，后将张某东勒死并焚烧。
未成年人犯罪逐渐显现低龄化趋势
据中华儿科学会等机构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青春期、叛逆期、成熟期和生理发育总体上均明显比过去提前 2~3 年。伴随着我国青少年身心发育的提前，未成年人犯罪开始逐渐显现出低龄化、暴力化等趋势，但未成年人犯罪毕竟还是极少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深耕“预防未成年犯罪”领域多年的佟丽华表示，
12~14周岁年龄段的青少年虽早熟，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等极端犯罪行为尚属个例。对于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刑法》并未提供相关思路，因此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更为重要。
据专家分析，近年来极少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并不是短时间内发生的，此类的未成年人往往早期就已经有了各种严重不良行为。其实如果收容教养制度执行得好，有些问题就会得到更妥善的解决。近年来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皆源自现实中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隐痛。如2019 年 10 月，大连市 13岁男孩蔡某某将在同小区内居住的10 岁女孩杀害，并抛尸灌木丛，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实施 3年收容教养。今年 8 月，该案民事赔偿判决生效后，蔡某某父母一直未履行。最新消息显示，蔡某某父母因未履行法院判决被司法拘留15日，名下一处房产被查封，现已进
入司法拍卖程序。
我国《刑法》长期将 16 周岁作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 周岁不满 16周岁的只对故意杀人等8种特定罪行承担刑事责任，14周岁以下则不负任何刑事责任。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来自多地司法机关的报告分析显示，从近年来发生的诸多案例来看，低龄化、成人化、暴力化犯罪，正逐渐成为未成年人群体中一些人走向犯罪的趋势。
对于这种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趋势，专家分析认为，过去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主观意识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14周岁刑责年龄起点的确定，对于 20 世纪 70年代中国儿童发育状况也许是适合的，但改革开放以来，儿童生理和心理成熟加快，辨认和控制能力也有较大提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符合当前社会发展进程。所以，关于如何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舆论关注的焦点，相关恶性案件也一再挑战公众心理底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参与过相关课题研究，负责对联合国相关公约及90个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进行梳理，也参与过相关立法、修法过程的研讨。他在分析时认为，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方面，是我国法律制度的薄弱环节。无论是在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很好地监管起来。不过，对于是否应该降低刑责承担年龄来解决这一社会难题，也存在争议。
所以，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的研讨会上，一种观点认为，修改刑法将承担刑责的年龄降低，有利于加大未成年犯罪成本，对其形成震慑。这也是大多数人出于“朴素正义观”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暴力犯罪还是有所区别，无论从可矫正性、可塑性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简单地将其送进监狱，可能会形成
犯罪人格，当有一天回归社会，危害性会更大。
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解决未成年人犯罪
根据目前的草案规定，将“情节恶劣”交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和“罪刑法定”存在一定冲突，特别是比较严重的犯罪案件。有法律专家指出，草案将处理案件的社会压力特别是舆情压力转嫁给最高检，面对网友的异议和老百姓的最朴素正义观诉求，最高检能否承受压力而做出不核准的决定也要打上问号，这样也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建立。而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无期徒刑也受到严格限制。面对难题，“两条腿走路”被认为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良方”，即用刑法手段惩治低龄作恶者，同时做好刑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衔接，建立工读学校矫治“熊孩子”。
按照中国服刑体系，18岁之前在少管所服刑，成年后转到监狱继续服刑，刑满已是成年人，如果不能融入社会，势必走向社会对立面，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可想而知。因此，对于 12~14 岁未成年人，经过特别程序个别下调承担刑责后，无疑将面临较长的有期徒刑，照刑法规定最高可能是15年。当然，刑罚是“最后手段”，即使动用刑罚，也要避免“犯罪人格”出现，以降低对后续社会治理带来的风险。
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草案规定，已满 12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草案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教育”。
因此草案规定，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大量实证数据和研究表明，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源更多的是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治理出了问题。当务之急应是建立成体系、轻重有别的不良行为早期干预机制，用教育性的保护处分措施，针对性解决未成年人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此外，目前正在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明确，对严重不良行为情节恶劣或者拒不配合、接受教育矫治措施的未成年人，可以送至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后果，专家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应增加一条，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如果矫治教育措施更能达到惩罚目的并能使其回归社会，应优先适用于专门矫治教育措施。有法律专家认为，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其实是对公众呼吁的一种回应。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仍处在研讨阶段，需要听取常委会委员、公众、有关部门等多方意见，并进行充分讨论，按照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需经过3次审议并表决通过才能生效。学界普遍认为，在舆论的强烈呼吁之下，此次“调整刑事责任年龄”条款将获通过。
对于“做好刑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衔接”这种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良方”，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当下我国相关法律中这部分内容较为薄弱。但在如何科学治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行为，完善专门的矫治教育措施方面，有关专家提出了 3 点建议：第一，应统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法，刑法需加强研究并完善、明确矫治教育措施。第二，在未成年人出现一些严重不良行为时，及时干预，防止其恶化为严重暴力行为。第三，设计一套分级处置和分级干预措施，解决这类未成年人身上的心理行为偏差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未成年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