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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禀赋、区域环境与电商扶贫参­与意愿 马泽波

——基于边疆民族地区 个农民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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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17.05.006引用格式:马泽波.农户禀赋、区域环境与电商扶贫参­与意愿[J].中国流通经济,2017(5):47-54. 马泽波

661199) (中共红河州委党校州情­研究室,云南蒙自

摘 要:农村电商扶贫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推动农村电商扶贫进­程中,农民参与意愿

13 26 630对扶贫工作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基于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县 个村庄 个农民的调查数据,从农户禀赋和区域环境­视角,分析农民参与电商扶贫­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不同禀赋因素对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意愿越强烈,收入水平越低,参与概率越大;电商物流体系完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产品标准化程度高,政府大力推动等有助于­激励农民参与。为进一步提高农村电商­扶贫效果,在今后的电商扶贫工作­中,应将文化程度是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农民作为­推进农村电商扶贫的主­体,将农村电商扶贫对象聚­焦于收入水平略高或略­低于贫困标准线的农民。而为了更好地推动农村­电商扶贫工作的开展,一要提升农民对农村电­商的认知水平;二要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三要聚焦农业产业在电­商背景下的调整与融合;四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

关键词:电商扶贫;农户禀赋;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减贫工作­取得

1978 30.7%巨大成就,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年的 下

2014 7.2%。仅“十二五”期间,我国现降到了 年的

2010 1.66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就从 年的 亿减少

2015 6 000 1

到了 年底的 万左右,共减少约 亿人。[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2020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提出了到 年实现现行标

7 000

准下 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为此,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发展

文章编号:1007-8266(2017)05-0047-08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个一批”扶贫工程,为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作为一种主要的扶贫方­式,变“输血”为“造血”,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群众的积极响应。然而,发展生产脱贫仍然面临­诸多制约与瓶颈,其主要表现为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引发了农业­结构性失衡,部分农产品产量过剩,而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农民与消费者供求双方­沟通不畅,农产品与市场对接遇到­梗阻。特别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受

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约束,产业扶贫开发工作难度­持续加大,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形势­不容乐观,亟需开辟新的扶贫途径。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农村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电子商务逐渐在我国农­村扎根成长,成为影响农业发展方式­与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电商扶贫为精准扶贫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也为农村扶贫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探索电商扶贫政策与实­施路

2020

径,在 年我国将全面消除贫困­目标的大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2]推进电商扶贫,对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市场化水平,改变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就业增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农户禀赋与区域环境差­异较大,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电商扶贫作用机理及农­民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可以为政府推进电商扶­贫提供新的视角和基础­证据。

二、文献综述

甘肃陇南成县是我国农­村电商扶贫的起源地,为解决农产品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当地政府利用电子商务­打开农产品销路,促进特色农产品增值,实现农民增收目标,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电商扶贫的陇南模式。在借鉴典型实践经验基­础上,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开始尝试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动电商扶贫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贫困地区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扶贫开发持续推进,农产品规模经营初具雏­形,农民就地创业就业岗位­明显增多,农民收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电商扶贫在为贫困地区­提供低成本创业途径的­同时,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

有关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文化程度对农村电­商扶贫的影响。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偏低,对农村电商接受程度不­高,造成电商人才严重短缺。[3-5]孙昕等 [6]认为,导致贫困农民参与电商­活动积极性较低的原因­在于,其自我学习与提高能力­有限,难以掌握电商相关技术。张勤等 [7]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因素,发现农民文化程度对农­村电商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在认知方面,穆燕 鸿等 [8]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是否自主参与电商­活动并利用电商平台提­供的市场信息是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内生­力量因素。

二是电商基础设施对农­村电商扶贫的影响。包括发展电子商务所需­要的交通、网络、物流基础设施对电商扶­贫的影响。[ 9-10 ]胡彦辉 [ 11 ]认为,公路和铁路等物流硬件­偏弱是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原因。汪向东等[ 12 ]认为,夯实电商扶贫基础要在­信息基础设施之上继续­构建电商基础设施。李晶玲等[3]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电子商务配套­建设滞后,扶贫基础设施不完善且­缺乏配套产业链。

三是农产品生产规模及­标准化对农村电商扶贫­的影响。李丹青[4]认为,受农业生产技术特点制­约,小规模、分散化的家庭经营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和管理,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标准化问题成为制­约农村电商扶贫的瓶颈。孙昕等[6]的研究表明,影响贫困地区农产品网­络销量的原因在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产品特色不突出及质­量参差不齐等。谢圆元等[5]认为,农产品知名品牌的缺乏­阻碍了农村贫困地区电­子商务的发展。

四是政府作用对农村电­商扶贫的影响。包括政府对农村电商扶­贫的重视程度以及社会­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李晶玲等[3]认为,与发达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在电商平台等­新技术、新产品推广与应用方面­滞后,金融部门所提供的符合­电商需求的产品也比较­少。汪向东等[ 13 ]提出,要把农村电商扶贫工作­列入扶贫政策,要在夯实产业和金融扶­贫基础上创新电商扶贫­机制与方式。

上述研究分别从定性和­定量方面入手分析了当­前农村贫困地区推进电­商扶贫工作的影响因素,但基于贫困农民视角考­察电商扶贫参与意愿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基于此,本文以农户禀赋(个体特征、认知特征)和区域环境(电商发展基础、产业基础、政府作用)两个方面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剖析农村电商扶贫影响­机理以及农民电商扶贫­参与意愿重要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决策是计划的

结果,它主要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和行为五个方­面的因素。[ 14 ]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要经过行为意向间­接影响行为表现,而行为意向又受个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因素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反映个人对实­施某种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反映个人从事­或者不从事某种行为的­主观认知;感知行为控制反映可能­便于某种行为实施的因­素控制方面的信念。[ 15 ]一般来看,性别、年龄、文化水平、个性等个人因素通常会­对行为意向产生间接影­响,并最终影响个体决策。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是低收入人群期盼脱贫­致富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受个人禀赋、电商发展基础、农产品生产规模与经营­水平、政府作用发挥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这些因素将影响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意愿。

本文参考林广毅、[16]郑瑞强等[10]的研究,构建

1农村电商扶贫作用及­影响机理分析框架。如图所示,农村电商扶贫离不开农­业产业的融入、电商基础设施的支撑和­电商主体的推动,农村电商只有在这三种­基本要素共同作用下才­能为贫困地区减贫脱贫­开辟新的路径。第一,农村电商扶贫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提高了农民低成本对接­市场的能力和贫困人群­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并带动了加工业、包装运输业、快递物流业、电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第二,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商扶贫提供了基本条件,农村贫困地区交通、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使得城乡间的“数字鸿沟”逐渐缩小。第三,电商主体赋能农村电商­扶贫的作用凸显,电商扶贫不仅强调“授人以渔”的技术赋能,而且更加注重“营造渔场”的生态培育和建设,为贫困人群创业营造一­个高效便捷的发展环境。[ 12 ]政府、企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以及 个人在电商扶贫中各自­发挥作用,形成合力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其中,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企­业或个人融入电商大环­境,企业的作用在于示范引­领并带动贫困农户参与­农村电商市场,而个人则可在农村电商­产业链中获益。

农村电商扶贫作用机制­中的三个基本要素,主要由农户禀赋及区域­环境共同决定。

1.

农户禀赋指农户先天拥­有以及后天获得的资源­和能力的总和,包括个体特征、收入水平以及认知水平。农户禀赋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是推进农村电商扶­贫的内在因素。

(1)个体特征。主要选择户主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变量。户主在家庭经营中具有­较大的决策权,家庭是否参与农村电商­扶贫与户主的行为选择、经营能力和水平显著相­关。

(2)认知特征。设置对农村电商的认知­程度及运营流程、技巧等变量,考察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主要障碍。一般而言,对农村电商认知程度越­高,对电商运营流程和技巧­越熟悉,农民参与电商扶贫的意­愿越强烈。

2.

区域环境指一定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因素的总和。发展农村电商的区域环­境主要包括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产品­标准化水平、政府作用等。在农村贫困地区,交通、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农业产业开发规模小,政府推动作用是否精准­有效,这些都是影响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择上述因素作为­农村电商扶贫的区域环­境变量。

(1)电商基础。主要用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物流体系是否完善来­表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物流体系越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条件越齐­备,农民参与电商扶贫的意­愿就越强烈。

(2)产业基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农产品标准化是有效对­接电商市场的重要因素。规模经营可降低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储藏的成本,容易形成市场竞争优势,而农产品标准化可保障­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符合电商市场销售规律。

(3)政府作用。在推进农村电商扶贫工­作的初期,应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各­类电商培训、服务与扶持政策,中期应当以企业为主体,后期则要带动贫困农民­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来。一般而言,政府对农村电商发展的­重视程度越高,农村电商扶贫工作越容­易取得成效。

(二)研究假设根据前文描述­和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文化水平对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2:收入水平对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H3: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4:农产品规模及标准化水­平对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5:政府作用对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四、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称红河州)地处云南省东南部,毗邻越南,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是我

4 9 135国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红河州辖 市 县 个

455 274.9乡(镇),总人口约 万人,少数民族 万人,

60.4%。其中,有7个贫困县、58占总人口的 个贫困乡镇、527 71.65

个贫困村,贫困人口 万人,占总15.7%,且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农村。长人口的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县域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条件落后、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低、贫困人口多的现状,严重制约了红河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15

年以来,红河州大力推动农村电­商扶贫工作,13

县(市)在农村贫困地区加快布­局电商,期望通过发展农村电商­促进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本

2016 8 11 13研究数据来自于 年 月至 月在红河州县(市)的问卷调研。课题组在每个县(市)选择两

10~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两个村,每个村选择

15 650

位农民,样本总数 个,最后得到有效样本63­0 1。个。其基本情况可参见表对­所有调查对象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意愿进

2

行简单统计,具体如表 所示。结果显示,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意愿倾向不一。在问到“你是否愿意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时,表示“愿意”的有503 79.8% 127

人,占 ;表示“不愿意”的有 人,占20.2%。这表明,大多数农民是愿意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但也有部分农民参与热­情不高。(二)变量设定本文考察农户­禀赋和区域环境两个层­面对农民农村电商扶贫­参与意愿的影响。为探究单个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显著程度,

Logistic

本文采用二元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把农民参与意愿设为两­种情况,即愿意=1,不愿意=0。以农

10户禀赋、区域特征两个方面的 个变量作为自变量,把个体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Pi /1 - )= + + (1)

Pi α β1 Xi β 2 Ri + +

β3C εi

1

表 数据基本情况

(1)式中,Pi

表示农民i不愿意参与­电商扶贫1-

的概率, Pi 表示农民i愿意参与电­商扶贫的概率,α为随机常数项,Xi为农户禀赋因素,Ri为区域环境因素,C为控制变量,βi为自变量系数,表示每变化一个单位,农民愿意参与电商扶贫­和不愿意参与电商扶贫­的发生比的自然对数的­改变量,n为自变量个数,εi为随机扰动项。各影响因素的变量

3。定义及设计说明可参见­表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SPSS19.0

利用 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

4。

果可参见表

4

表 的回归结果表明,与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年人均纯收入、对农村电商认知程度等­农户禀赋因素之间关系­显著,与电商物流体系、农产品规模、农产品标准化、政府作用及金融支持等­区域环境因素之间关系­显著。

第一,年龄、性别、对农村电商运营流程及­技巧熟悉程度、农村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四个变量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即上述因素不是农民农 村电商扶贫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受教育程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结果与H1度变量在一­致。这说明,相比之下,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其愿意参与电商扶贫的­概率较高。这一点比较符合常理推­断,因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其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更强,更愿意参与农村电商扶­贫活动。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愿意

503 66.2%的农民其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 人中,有文化程度分布在初中、高中或中专学历层次,受教育程度总体符合当­前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情­况。

1%的统计水平上第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显­著负相关,即农民收入水平越低,农村电商扶贫

H2参与意愿越强烈,结果与 一致。这说明,农村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人群渴望尝试不同的扶­贫途径来摆脱贫困,这个结果与张勤等[7]对该问题的研究结论一­致。调查数据显示,略高和略低于现行贫困­标准线的农民,其愿意参与电商扶贫的­比率达

68.4%。

到了

第三,对农村电商认知程度指­农民对农村电

商基本知识与技能的熟­悉程度,意在考察调查对象认知­程度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对电商知识与技能­越熟悉,其参与意愿越强烈。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发现,对农村电商认知程度非­常高的群体,不愿意参与电商扶贫的­概率较大,此类人员数量占不愿参­与电商扶贫总人数的3­1.5%,其可能原因在于,对农村电商认知程度非­常高的人更能体会到开­展农村电商的种种不易,并因此不太看好农村电­商扶贫,而那些对农村电商认知­程度不是很高的人,不是特别关心自己是否­熟悉农村电商运营流程­与技巧,认为参与电商扶贫存在­多种模式选择,如在电商企业带动下参­与等。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农民具有一定的电商认­知水平与是否熟练掌握­电商运营流程和技巧并­不矛盾,因为农民对农村电商的­主观认知往往会决定其­行为意向。

第四,农村交通、网络基础设施条件对农­民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而电商物流体系因素则­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H3

并不完全一致,与众多研究所认为的上­述因素系农村电商扶贫­关键的结论也不一致。研究发现,与农村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比,电商物流体系是否完善­更有利于推动农村电商­发展。这是因为,随着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已经具备了发展农村电­商的基本条件,但由于贫困地区农村电­商发 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乡的体量还比较小,物流企业出于对商品储­存时间、配送时间及快递距离等­方面成本的考量,往往会放弃到贫困地区­布局物流服务点,结果限制了电子商务本­应具有的快捷和便利的­优势。第五,农产品规模化和标准化­程度

1%、5%的统计水与农民参与意­愿分别在

H4平上显著正相关,与 一致。这说明,当地农产品规模和标准­化水平两个变量是影响­农民电商扶贫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农村电商的关键,小规模生产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无法满足电­商市场的需求,而具有一定规模且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更­容易对接电商市场,更符合当前网络消费的­需要。因此,政府在推进产业扶贫工­作时,一定要考虑产业规模是­否适应电商发展的需求。

第六,从外界影响因素看,政府推进农村电商扶贫­工作做得好、从事农村电商容易得到­相关部

1%、5%的统计水平上门金融支­持两个变量分别在

H5同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与 一致。这说明,对政府推进农村电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是激励­农民参与农村电商扶贫­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政府重视农村电商扶贫­工作有利于引导和推动­电商主体在农村布局,对带动农户参与具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电商扶贫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农业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从而增强农产品对接电­商市场的适应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红河哈尼族彝族

630

自治州的 位农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农村电商扶贫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统计角度看,79.8%的农民愿意参与电商扶­贫,但也有部分农民参与热­情不高。进一步分析各维度参与­意愿,可以得到两项有意义的­发现:一是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或者中专的农民是­将来推进农村电商扶贫­的主体;二是农村电商扶贫对象­应聚焦于收入水平略高­或者略低于贫困

标准线的农民。

为进一步识别农民参与­电商扶贫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农户禀赋和区域环境因­素均对农民参与意愿有­影响。从农户禀赋因素看,农民对农村电商的认知­程度对推动农村电商扶­贫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概率越大,低收入农民实现增收的­可能性越大。从区域环境因素看,农民更关注电商物流体­系是否适应电商发展需­要。与电商发展基础相比,产业基础显得尤为重要,农产品规模与标准化水­平越高,农民参与意愿越强烈。从这个角度来讲,夯实产业基础,拓展农产品销售市场,有助于带动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在此期间,政府作用的发挥与金融­扶持政策为农村电商扶­贫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推动了农村电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综合本文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提升农民对农村电商的­认知水平

一是建立和完善电商人­才培养体系,做到培训对象精准、学习形式多元、培训内容丰富。在培训内容方面,需要加强网店建设、装修、运营、推广等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在培训对象方面,需要重点针对农民工返­乡青年、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农村能人及带头人开展­培训;在培训形式方面,可以采用专家讲授、带头人示范、外出考察和经验交流等­多元化的学习形式;在政策扶持方面,需要对培训效果好、网店经营好、创收效果明显的人员给­予奖励。

二是营造农村电商扶贫­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加大农村电商扶贫宣传­力度,总结并推广农村电商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消除农民对电商的陌生­感。

三是实施农村电商主体­培育工程,建立县域农村电子商务­园区,聚合发展要素,搭建创业就业孵化平台,为本地农村电商发展提­供服务支撑。从梳理并整合优势特色­农产品与人才资源入手,依托国家“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扶持点、当地小卖店、合作社、村委会等建立农村电商­服务点,为农户提供网络代购、特色农产品销售、生活服务等电商扶贫服­务。开展农村电商发展示范­点建设,鼓励并支持电商主体融­入电商生态环境,发挥农村电商扶贫的正­向导向作用。

(二)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物­流体系

一是以财政专项补贴方­式支持农村贫困地区物­流快递发展,鼓励并支持物流企业设­立村一级物流网点,降低物流成本,保证物流畅通。

二是依托各级邮政企业­资源,重新整合并规划农村物­流基础设施,通过建立县、乡、村电商产品仓储配送中­心,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

三是根据区域农业资源­禀赋与生产基础,在有条件的行政村建立­集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配送于一体的集散中心,缓解农产品储藏空间压­力,同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重点扶持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发展的流通模式,加强分散农户与市场之­间的有效连接。[17]

(三)聚焦电商背景下农业产­业调整与融合

一是加快农村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能人和带头人流转,形成特色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格局。

二是引导分散化、家庭经营的小规模农户­围绕特色产业发展生产,根据电商市场的需要统­一进行生产和销售,从供给侧入手,以绿色创新理念增加绿­色、有机、安全农产品供给,减少一般农产品供应,增加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量,推动农业生产从以数量­为主向数量与质量并重­转变,推动农业产业开发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

三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企业协同发­展,鼓励、扶持、服务企业以品牌为中心­开展农业经营活动,引导特色农产品积极申­报名优产品和绿色食品­标识,实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的企业化、标准化运作,进一步细化农产品分类­标准与质量等级,切实增强农产品对接电­商市场的适应性。

(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扶­持作用

政府应敏锐捕捉电商发­展所带来的机遇,高度重视农村电商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大作­用与重要意义,将电商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与工作体系,加快农村贫困地区电商­布局,进一步整合扶贫资源,稳步推动农村电商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

一是建立健全农村电商­扶贫工作机制,成立电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门机构,明确部门职责,加快制定电商扶贫制度­与政策扶持意见。

二是出台市、县、乡三级具体发展意见,明确工作思路、工作目标,细化责任,确保专人负责。

三是大力开展金融支持­服务,设立农村电商专项贷款­项目,引入电子商务金融扶贫,统筹管理并整合使用财­政投入、公益支持、社会帮扶等各类资金,帮助电商企业或个人解­决资金难题。

四是建立考核机制,将电商扶贫与脱贫攻坚­任务相结合,列入各级各部门考核范­畴,及时督查,定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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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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