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0.01.005引用格式：王跃生，林雪芬.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J].中国流通经济，2020（1）：42-51.
王 跃 生，林 雪 芬
100871）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市
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已近两年，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措施情况，对比两国发展制度和道路的认知差异，探析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不仅是贸易之争，还是全球经济地位之争、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更是不同经济体制与发展道路之争，是以经贸为载
21
体的 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以及代表更广泛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国际经贸规则；世界经济结构；大国博弈；全球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0）01-0042-10
中美经贸摩擦已近两年，其间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近日终于传出中美两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并即将签署的消息。中美双方在扩大农产品贸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达成一致共识，并且美方承诺将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征收关税，这份协议的签署和落实有利于促进中美经贸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有利于增强世界经济信心，缓和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不过，从中美两国对协议内容出入颇大的表述可知，即使能够顺利签署完成，未来执行中仍然颇多变数。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第一阶段协议顺利执行，甚至更多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达成协议，也绝不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从此一马平川。在我们看来，第一阶段谈判所涉及的关税和产品采购的内
容，甚至整个贸易关系，都仅仅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初级和表象问题。中美经贸摩擦所包含的内容，比纯粹贸易摩擦深刻、复杂和丰富得多。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经贸博弈乃至战略竞争，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也是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变量。
本文认为，中美经贸摩擦首先是贸易问题，是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导致的贸易争端，但互加关税的贸易战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这从贸易战开始以来美国不断对中国产品加税但中美贸易失衡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加扩大可见一斑。因为中美经贸状况是植根于世界经济结构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演变的，是关于中美在
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角色之争。这一地位与角色之争也就是规则之争：有什么样的规则就有什么样的结构，进而就有什么样的角色。中美对
21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的认识分歧及围绕 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博弈，是中美经贸摩擦与矛盾超越其他任何两国之间经贸摩擦与矛盾的根本原因。当然，国际规则与国内制度和规则是相通的，不对一国制度与发展道路的认识取得共识（要么大家采取同样的制度，要么虽然不同但认同对方的制度，抑或即使不认同对方的制度但认同各自有自主选择制度的权力），制度之争必将长期持
21续。同时，中美经贸摩擦还涉及 世纪大国地位之争。美国欲长期维持霸权地位，中国则反对一国霸权，主张多极化，这构成两国之间的终极矛盾。在找到共同接受的方案之前，大国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必然持续，而贸易摩擦则是这种矛盾与竞争的表现与工具。
据此，本文将分别从贸易失衡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地位之争、国际经济秩序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重建、体制与制度矛盾以及大国博弈的经济基础五个层次对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进行讨论与探析。
一、中美经贸摩擦是两国贸易不平衡导致的贸易之争
中美经贸摩擦首先是两国贸易不平衡导致的贸易之争。中美两国贸易关系长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从两国贸易数据来看，这种失衡一直存在，且逐步上升。受到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外部环境推动，加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产业升级和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从20
90
世纪 年代后期开始，中美两国贸易规模明显增长。1999 949
年中美货物贸易交易总额约为 亿美2018 6 598亿美元，20
元，到 年增长至 年间扩大了
7
约 倍，目前中美贸易在中美两国各自贸易总额中
15%左右，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第一大贸比重为
易伙伴。①但无论是中国数据统计口径还是美国数据统计口径，中美之间贸易失衡问题都明显存在，美国对中国始终呈现逆差，且贸易逆差额持续扩
1999 687大。中美货物贸易差额从 年的 亿美元扩
2018 4 195
大到 年的 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5.5%。横向对比来看，虽然美国与其他国家也存在贸易失衡的问题，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尤为突出，2018
年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占到美国总逆47%。
差的约 ②中美贸易失衡除了总量巨大以外，还表现为中美双方贸易商品存在极强的互补性，作为世界最大消费国，美国严重依赖中国进口产品；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生产国恰好满足了美国的消费需求。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中国出口到美国最多的是机电、音像类产品，这类产品或者是生产环节中重要的仪器设备、中间品和零部件，或者是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家电等，而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则主要是大豆等农产品，以及航天航空、汽车、半导体、医疗器械等高附加值产品。
中美之间日渐扩大的贸易失衡确实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美国贸易逆差
20 80的直接结果是经常项目长期赤字，进入 世纪年代以后，美国经常项目结余开始长期转为逆差，
2006 8 059.6 GDP
到 年逆差额达到 亿美元，占 比重
5.8%，金融危机结束后，受到全球经济速度放达到缓和贸易萎缩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有所下降，
GDP 2.5%左右。
但占 比重仍在 ③为了应对经常项目逆差，美国通过对外债务融资进行平衡，导致美国对外资产和对外债务差额不断扩大，成为世界最大净债务国，2018
年美国净对外债务余额高达9.6 GDP 46.4%。 21
万亿美元，占 比重为 ④进入 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越发严重，极大地增加了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由于互联网泡沫消失，美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当时在位的布什政府为提升消费和投资、扩大就业等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形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在贸易赤字叠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国际投资者持有美元的意愿大幅下降，出现外资流出的趋势[1] ，美国长期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结构出现较大问题。
从长期影响来看，伴随中美长期贸易失衡的是大量制造业转移国外，美国本土相关行业就业岗位减少。从美国就业数据来看，总体上美国失业率与其经济增速呈现反向变化关系，金融危机
10%左右，而伴随爆发时美国失业率曾一度达到着国内经济缓慢复苏，失业率也逐步下降，2019
年
4 3.3%，接近二战后历史最低位。但是，月下降至
美国制造业就业情况并不乐观，1979
年美国制造
1 943业就业人数达到二战后峰值为 万人，之后随
着国内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就业逐步萎缩，2018 1 269
年仅为 万人，这期间制造业就
21.6%下降至8.5%。业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从 ⑤虽然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主要由于其自身经济结构
GDP
转变，即制造业占 比重不断缩小，但受贸易失衡导致就业下降观念的影响，在美国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失业人群构成了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民意基础。
金融危机结束后，美国就已经意识到自身经济在长期贸易失衡之下存在的“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等结构性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
National Export Initia⁃推出了“国家出口”倡议（ tive）、《跨太平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PP）等一系列旨在提高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举措，美国转而注重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开始不断增多。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完全扭转美国贸易失衡和制造业就业率下降的局面，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始终未能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兴起。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特朗普凭借着“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等政策口号，以及增加就业的承诺赢得竞选，其上任后随即便退出了在其看来无益于美国
TPP、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业复兴和促进就业的（NAFTA）等协定机制，转而挑起了与中国的贸易争端，甚至也将关税大棒挥向欧洲、日本等同盟国。从美国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利益诉求可见，中美当前贸易摩擦并非是特朗普一人领导的，也并非史无前例，美国历来就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区别在于特朗普政府使用了更为直接、强硬的手段，在其国内经济问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撕去了原先包裹在贸易保护外的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糖衣，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如同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外贸易战略治标不治本一样，中美贸易摩擦并不能解决美国贸易失衡问题，因为中美失衡是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问题。
20 90
进入 世纪 年代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不
2007
断扩大，至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常
GDP 6%左账户逆差持续增长，占全球 比重达到近
右。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李扬等 [2]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包含产品
市场也包含资本市场，既包含国内因素也包含国际因素。从国际视角来看，国际分工格局下由于中美比较优势不同，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位置不同，彼此生产的商品差异性较大、互补性较高，构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基础，同时，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保证在经常项目逆差情形下，美国依然可以通过铸币税、对外借贷融资等维持这一逆差，从而进一步扩大失衡。从国内视角来看，美国和中国投资储蓄体系存在很大差异，有研究认为中国高储蓄和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低估人民币汇率等因素，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也有研究认为美国国内高消费、低储蓄率和低利率等持续推动金融资本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过度消费和美元的流动性过剩。然而，无论是哪些因素造成的，中美失衡问题都无法依靠贸易摩擦得到解决。
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主要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贸易调查，以及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在双方之前三轮互征关税中，美国对
5 500华征收关税产品的价值总额最高达到 亿美元，基本与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相等。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 sion）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关税分析网站的数据测算，中国输美产品面临的平均关税税率已经超
14%
过 [ 3 ]。但是就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并不能完全扭转中美贸易失衡局面，2019
年以来美国对华征税不断加码，美中贸易差额不降反升就是证明。中美贸易失衡的缓解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能够出现：一是中美经贸脱钩，切断美中之间的贸易往来、投资往来与产业链融合，将中美经贸关系规模大幅度降级乃至“归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更完全违背资本的利益和意志；二是中美两国各自从内部进行产业结构改革，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比如，美国应增加储蓄、减少赤字，中国应扩大消费、扩张内需等。当然，这些建议有些老生常谈，虽然都是正确的，但远水不解近渴。
二、中美经贸摩擦是两国在全球产业链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之争
传统的“中心—外围”世界经济格局 [4]中，加
入这一循环的各国依自身比较优势处在不同地位，扮演不同角色。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在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制度设计、金融体系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加之战后形成的美国经济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主要设计者和中心。西欧、日本、加拿大等国则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及产业上的相对优势，紧靠美国，共同构成世界经济中心圈。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主导了设计、研发、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环节，长期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获取了大量附加价值。而外围国家由于科技和工业基础薄弱，资金匮乏，难于独立发展出现代工业体系，只能在中心—外围循环中依靠接受中心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逐渐建立起初步的工业体系，在产业分工中只能承担基础制造和一般加工任务，获取利润的空间十分有限，赚的是少数的辛苦钱。更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接受到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阳光雨露”，根本没能进入全球经济循环，只能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料来源地和制成品倾销地。以近年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最典型的苹果手机为例，美国在设计、销售等环节获得的利润基本是成本的一倍多，而加工组装
2%
在总成本中占比仅为 左右，占整部手机的价
1%。
格仅约 ⑦在这样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服务以及高端零部件，发展中国家提供中低端零部件和加工组装，而很多欠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落后无法参与价值链分工，逐步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明显的收入分配差异。
21
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越发重要，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巨大变化。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希望在新一轮的经济竞争中占领制高点，
4.0”、日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德国的“工业本的新机器人战略等等。中国牢牢把握住了这一历史发展机遇。一方面，外部经济冲击导致需求下降，内部环境制约导致成本上升，面对这些压力，中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转变以粗放的投资和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大量引入国外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学习和应用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
2025”等政策措施，力，同时国家出台了“中国制造进一步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逐步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从世界经济外围向中心国家迈进。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制造业贸易和投资发展已经逐步超越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大，2018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27.5%，已连续第13
贡献率为 年位居世界第一。
特别是，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日益完善，中国在电子信息制造、机械设备制造等行业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全球主要商品市场份额逐渐扩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呈现激
2013
烈的竞争之势。自 年后，中国逐步转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2018
年一、二、三产业增加值GDP 7.2%、40.7%和52.2%，同比增占 比重分别为
3.5%、5.8%和7.6%，第三产业就业在总体就速为
2000 25.7%稳步上升至2018业中所占比重从 年的
44.6%。
的 ⑧与此同时，中国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也进一步优化，工业化开始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危机前，中国一度以加工贸易为主，2011
年在出口总额占比中一般贸易首次超过加工贸易，达
48.3%，此后一般贸易成为主要贸易方式，2018到年占比达到近六成，比较而言，加工贸易对经济的
2011 44.0%下降至2018重要性逐步降低，由 年的
31.8%。目前中国出口主要是以技术和资本年的密集型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分别
29.9%和58.6%，劳动密集型的服占到出口总额的
10%以下。装和鞋类产品已经下降至 ⑨中国电子信息设备、家电制造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具备较大竞争优势，2018
年全球主要商品与服务份额调查74 10显示，在调查的 个主要商品品类中，中国在个品类中所占市场份额居于世界首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越来越多高质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得到世界消费者认可。⑩
除了实体经济竞争力显著增强以外，中国也在加快提升科技创新、产业标准化等方面的软实力。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中国越来越重视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标准化工作。虽然目前欧美国家仍然在全球经济科技中居于领先位
置，但近几年中国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升，正在逐步向发达国家水平靠近。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
2020展战略纲要》，中国计划在 年迈入创新性国
GDP 2.5%，科技进步对家，研发投入占 比重达到
GDP 60%。从2000 2018贡献率达到 年到 年，我国
GDP 1%
研发投入占 的比重从不到 稳步提升至2.15%，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58.5%，有望如期实现创新性国家目标。目前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位居世界首位，2018 154.2
年分别达到 万件43.2 5.8%和17.6%，国家综合和 万件，同比增长了
17 此外，2015创新能力居世界第 位。⑪年起中国开始深化标准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着重推动在电子信息制造等新兴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提升中国在产业标准制定中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在电子信息制造、物联网、云计算等重点领域的标准制定中不断取得突破，2018
年，工业1 808 160和信息化部共批准 项行业标准，在 项由
41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提案中，有 项已经正式成为国际标准，目前全行业的国际标准化转化
80%。
率已接近
经过四十余年发展，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当前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对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未来发展影响力日益增强，对美国在相关领域长久的老大地位形成冲击。美国当然不会对威胁自己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和由此带来的丰厚利益的现象视而不见，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加以限制和打压。从这一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背后实际上是两国在世界经济、产业、价值链方面的主导地位之争。美国通过“301
调查”采取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同时对中兴、华为等核心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在贸易谈判中特别强调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充分显示了这种目的。当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和先进完备的制造水平，美国对华限制性政策未必能起到遏制中国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警示我们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不能指望一切“拿来”“买来”。同时，限制中国技术发展、隔断技术交流和科技往来，禁止优秀的华人科学家在美学习研究，也会迟滞美国自身的研究开发与科技发展。
三、中美经贸摩擦是全球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
中美经贸摩擦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中美两国之间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经贸规则的歧见与博弈。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经贸规则形成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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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 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秩序的形成和规则制定权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始终反映着世界经济主导国的利益诉求。其时，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高潮阶段，普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为此，需要稳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汇率制度，需要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自由贸易秩序，需要各国之间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与相互协调。于是，战后初期便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美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主要反映发达国家诉求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G7）对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与协调机制，等等。战后所形成的整个全球经济秩序与贸易投资规则，客观上对于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了基础和条件，货币和汇率得以稳定，关税得以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得到控制与削减，也确实造就了战后初期以及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繁荣。不仅如此，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一般制造业外移，服务业和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于是，发达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注重推动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总体来看，传统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普遍强调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其侧重点则随着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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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现实呈现出诸多新变化，导致既有秩序与规则的基础发生改变。其一，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更为深入，国家间产业复杂交织、联系紧密，价值链、产业链融为一体的局面业已形成。其二，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力量发生了结
构性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制造业等产业具有相当优势，同时在新经济、高技术等领域也不断取得进展，具有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其三，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与规则区域解体。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逐步放弃一直主张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原则，转而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货币政策也从考虑全球经济需求转向仅仅根据美国自身的需要制定，成为外围国家货币金融不稳定的根源。以上情况表明，传统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已经逐渐式微，世界经济处于旧秩序即将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时段。
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显然不可能长期没有秩序、缺乏规则，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
21定迫在眉睫。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将成为 世纪经济秩序的引领者和规则制定者，如何制定规则。显然，谁来制定规则谁就将成为国际经济秩序主导者，谁就将获得规则制定者的利益。
从世界各国实际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利益关注点不同，因而对建立新国际经贸规则的希望和诉求也就自然不同。处于传统世界经济格局中心的发达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
GDP 70%段，国内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重基本达到以上 [5] ，因而在规则制定中更注重服务贸易和金融业等领域，在实际操作中积极推进世界各国服务市场自由化，特别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金融、电信等行业。同时，发达经济体在研发、创新、知识产权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便不断强化自身优势，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限制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此外，发达国家在一般制造业发展和成本等比较优势方面已经弱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传统规则下无法与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竞争，但在市场完善程度、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于是便不顾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全球强制推行高水平的标准化规则，强化环境保护、政府干预、企业制度、竞争中立等要求，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目的。可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新国际经贸规则的本质是，在其自身具备优势的服务业推动自由化和市场开放，通过进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行业占领先发优势，同时在逐步丧失优势的制造业领域，通过提高技术标准和限制性政策抬高后发国家的进入门槛，以此确保其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6]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下降，但处于传统世界经济格局中心的美国仍然是当今经济实力和综合影响力最强的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的制定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表明，塑造全球规则的主
⑫，并陆续推出了《跨太平洋贸易与体应当是美国投资伙伴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一系列全球贸易新规则，主要目标是推动高标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美国借此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促进自身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制度和规则设立高标准、高要求的门槛，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外扩的趋势进行控制，重新掌握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7]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TPP，并重新进行NAFTA美国随即退出 谈判，甚至
WTO，然而这既不代表美国彻底放弃扬言要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的“重返亚洲”对外战略，也不代表美国不再重视自身在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中的主导地位。从特朗普自选举开始就倡导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等理念可见，美国对于维护全球主导地位的诉求并没有改变。特朗普强调的“公平贸易”“对等互惠”“三零贸易”也都是在强
WTO化美国的优势，强行改变 多边贸易体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规则。特朗普实施的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说到底也是为制定更符合美国利益与诉求的新国际经贸规则的手段与途径罢了。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愈发重要，同时，在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参与和影响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能力。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后工业化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商品贸易，中国也仍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参与全球经贸
WTO规则制定中倡导继续维持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同时，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文化制度等与欧美发达
国家的差异性较大，中国认为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应当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允许差异，开放包容，非政治化，去除意识形态偏见。⑬这些理念与美国主张的规则一律、封闭排他、机制僵硬、泛政治化等形成强烈反差。在具体实践中，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合作机制。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为世界各国经贸合作提供更加友好的平台，代表着更为广泛的利益诉求，更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更为平衡和持久的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支持。
究竟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反映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益和诉求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还是由国际社会广大成员共同制定反映多数国家诉求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领域博弈的主战场，其结果将至少影响未来几十年甚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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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世纪的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和第二大国，当然是影响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两支主要力量。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实际上就是中美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制定权上的博弈与斗争。其结果要么是形成分道扬镳的两个体系、两套规则（虽有一些论者持此观点，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要么形成一个经过妥协与折中的单一体系。所争者只是天平更靠近哪一边。
四、中美贸易摩擦是两种体制与制度之争
如果说以上所论均局限于经济与贸易范畴的话，那么仅就经贸谈经贸就显得过于狭隘了。经济与政治本来就不可分，国际经贸更与国际政治纠缠不清。说到底，中美经贸摩擦所反映的是两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是两种体制与制度之争。
2018 7这样的说法并非妄言。在 年 月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议上，美方代表向大会递交了题为《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美方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极大地破坏了世界贸易公平性，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严重扭曲市场价格，结果便是中国产
品对外倾销压低了国际市场价格，导致美国相关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此外，美方还认为，中国并没有完成“入世”前对于国内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承诺。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以来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
20 80模式不断提出挑战。从 世纪 年代起，中国就因为“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而在中国“入世”15
年后，“非市场经济地位”本WTO
该依据 条款到期终止时，却遭到美国、欧盟及日本的一致反对。
面对国际上的种种质疑，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持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制度和道路。首先，市场经济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不能定于一尊。美国商务部和欧盟都给出了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且不比较这两套标准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从世界各个国家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能满足这些标准，作为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欧美等经济体也存在一定的国家干预手段，所以按照既定的标准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界定有失公允。其次，美国没有权利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判断，有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应该严格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相关条款进行解决，不应该仅由少数几个国家决定。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也不能以双重标准进行判
WTO断，在判定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时实施 成员国权利，但在终止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时却拒不履行义务。最后，中国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这种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其现实合理性，中国在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突出成就即为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确定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基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有效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中国将继续坚定“四个自信”，其中就包含了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中美贸易谈判过程来看，如果说中美两国的分歧在于贸易失衡与关税，那么在贸易平衡与关税减让方面达成协议的障碍并非不可消除。但是，贸易谈判的关注焦点除了贸易失衡以外，涉及
最多的就是中国结构性改革问题。美方从不讳言，中美最终达成协议一定以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为前提。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中国按照西方发展模式与制度模式进行改革，诸如国有企业、政府作用、产业政策、竞争中立、发展中国家地位、环境标准与社会责任等等。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性之所在，是
2019我国“不可改、不能改”的原则性问题。截至
10
年 月，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已经进行了十三轮，双方在贸易失衡、开放市场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共识，比如，中国同意对部分美国进口农产品解禁，将进一步有序开放金融业等等。然而，在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以及产业补贴政策等问题上，虽然中国目前也在积极推动国内深化改革，但制度偏见导致美国并不认可中国的改革，中美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是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冲突点。
那么，中美在体制与制度上的分歧有没有可能取得妥协进而结束贸易摩擦？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公有制基础、国有企业、政府作用、产业政策等不可能改变。而让美国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或者让美国接受“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中国理念，都是困难重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将持续到大国地位分出高下，或者意外变局导致中美放下分歧共同应对时为止。
21五、中美经贸摩擦反映的是 世纪大国地位之争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摩擦将在中美大国地位之争分出高下之前长期持续。这就涉及贸易战与中美大国地位之争。
西方国家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得到的一个认识是，在全球性大国（或者霸权）更替过程中，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定意味着对既有大国的替代，使后者沦为二流国家。于是，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既有大国需要主动采取行动扼制新兴大国发展。这就是大国崛起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也必然导致
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的摩擦
500乃至冲突不可避免。近代世界 年来曾发生过三次结构权力转变，在第二次权力结构交替时，战争导致欧洲整体经济实力急速下降，美国取代了欧洲的世界领导地位，虽然当时欧洲也对美国进行过反抗，但最终还是没有战胜资本和工业生产的力量。基于上述历史经验，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形成了大国之间只能存在零和博弈的观点。而全球经济力量变化显示，“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美国霸权逐渐削弱，世界重心重新向东方倾斜的进
20 80
程”。⑭世纪 年代，美国就对经济上崛起的日本发动过贸易战，对美国来说中国相对日本更具有威胁性。一方面是相对日本而言，中国拥有规模更大的市场，并且中美之间在制度和模式选择上存在更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相对过去而言，美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因而不难理解当下美国对于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极端、激进手段。
中国也同样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认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实力消长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中国有朝一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完全可以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8]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说法，太平洋足够大，完全能够容纳中美两国共同发展。不仅如此，当今时代，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世界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紧密，摩擦和冲突不论对冲突国还是对全世界都会带来更大的福利损失，引发全球经济波动和危机。此外，上一轮世界权力更替中，美国与欧洲国家具有相对一致的比较优势，因而彼此间存在更强的竞争关系，而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存在明显差异，彼此间存在更好的合作基础，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完全不是零和博弈。进而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所设想的两国必将冲突也并不符合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传统，不符合当代人类社会的理性与认知。在经济学上，一家独大的垄断结构是最糟糕的结构，由若干大国既合作又竞争所形成的垄断竞争结构则是最有效率的结构。由此观之，21
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完全可以超越历史上的血腥争斗，成为一种君子之争。面对美国挑起的摩擦和冲突，中国更愿意采
取协商、调整等温和的形式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
然而，以上想法毕竟只是中国的善良愿望。历史经验显示，每当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三分之二的时候，美国就会通过这种手段进行打压、限制。2018 GDP
年中国 总量已经66%
⑮，在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的大达到美国的环境下，中国仍保持着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有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两国之间的竞争与摩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目前，打压或限制中国发展在美国政客和精英当中已经成为共识，朝野两党的分歧只在于是通过贸易摩擦的手段还是通过意识形态、外交围堵、制度约束来实现。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和美国经济的客观需要使其选择了以贸易摩擦为主的手段。目前看来，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的概率比较大，一旦连任，贸易摩擦会更加炽烈。即使民主党人上台，贸易摩擦也会持续，只不过有可能是从第一号武器变为第二号、第三号武器而已。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以上，我们从贸易失衡本身、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之争、国际经济制度与规则制定权、经济制度与体制差异、大国博弈与战略竞争等几个角度分析论述了中美经贸摩擦的意涵与本质。基本结论是，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至于因应之策，需要专门讨论。这里仅简单指出两点：其一，发展好中国经济，不断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是应对一切外部挑战的万应良药。为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不二法门。其二，我们应调动一切国内外的积极因素，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同时，也要团结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顺应国际经贸规则改变的趋势，共同建立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多边贸易体制。
注释： ①中美货物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 sus Bureau），2018
年中美各自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18
年美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3
约 万亿美元，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 万亿美
14.3%和元，中美贸易分别占中美两国各自贸易总额的
15.3%。
②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2018
年美国国际收支平8 873.4
衡表中，货物逆差额为 亿美元，与中国逆差额为4 195.3
亿美元。
③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④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 sis），2018年美国国际投资净头寸为-9.6万亿美元，GDP
20.6
为 万亿美元。⑤美国整体就业与制造业就业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动部（Bu⁃
reau of Labor Statistics）。⑥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⑦ 2016 IHS Markit 分析报告显示，iPhone 7（32G，型号
年
A1778）价格约为500
美元，其中，直接物料与制造成本合224.8 219.8 5美计 美元，物料成本为 美元，制造成本仅为
HIS Markit 官网，https：//ihsmarkit.com/元。数据来源于research- analysis/the- iphone- 7- costs- more- to- make.ht⁃ ml，最后浏览时间为2019 12 12
年 月 日。⑧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就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⑨贸易结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⑩中国商品市场份额位居世界首位的10
个品类分别是：摄像头、国际信用卡品牌、光伏面板、家用空调、冰箱、洗衣机、原油运输量、电脑、香烟和移动通信基站。数据来源
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为日经中文网， ment- strategy/36375- 2019- 07- 10- 05- 00- 30.html，最后
2019 12 12
浏览时间为 年 月 日。
⑪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http：//www.gov.cn/shuju/ 2019- 01/11/content_5356855.htm，最后浏览时间为2019
12 12
年 月 日。
⑫奥巴马在2015 4
年 月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写道：“世界经
2015济的规则应由美国书写，而非中国”。奥巴马在 年10 TPP
月 达成协议后的演讲中说：“美国不允许中国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⑬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2015 10
年 月）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习近
2017
平总书记在 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提到，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中国“一带一路”践行新的理念和国际经贸规则。⑭详见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2010
年发表的《全球10
力量格局向东倾斜的 年》一文。⑮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8 GDP
年中国 总额为 万亿GDP 20.6
美元，美国 总额为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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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