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Business and Market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结构变化及­发展趋势

- 王娟娟,杨冰如

1、2

王娟娟 ,杨 冰 如1 (1.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甘肃 730020;2.兰州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甘肃 730020)

兰州 兰州

摘 要: “一带一路”区域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投资收益能否得到保障­至关重要。以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结构为研究对­象,从数量、地区、行业等方面分析投资结­构现状,根据投资导向差异,可以分

2011—2017为技术寻求型、能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市场需求­型等四类投资。针对 年四类投资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结构中的权重­变化,选用熵值法、描述性统计和散点图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辅助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受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能源导向型投资和市场­需求型投资的权重不断­加大,但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技术寻求型投资因沿线­国家普遍缺乏先进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研­究成果转化能力而面临­低品质发展的危险;第三,随着互联互通进程的加­速,中国的能源导向型投资­呈现分散化态势,这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落­实能源安全战略;第四,技术导向型和市场需求­型投资有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趋势,其中,技术寻求型投资以技术­和成本优势为标准正在­形成“两升一降”的投资格局,但是有助于中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高效率投资­比重小,市场需求型投资以一般­贸易和产业链形式可以­促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得到充­分发挥,切实在“一带一路”区域形成共享经济体。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结构;技术寻求型;能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市场需求型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诸多国家积极响应,成员数量不断增加,已经超越古“丝绸之路”的地理版图,也突破了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之

2019 2月

间世界经济塌陷区的地­理界限。截至 年底,成员数量已经达到13­7个[1] ,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周五七[2]认为“一带一路”是当今世界上跨度最长、发展潜力最好的经济大­走文章编号:1007-8266(2020)01-0090-10廊。“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延伸至五大洲,国别经济和地区经济差­异使学者们对“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发展展开深­入研究,从倡议提出国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区域使中国的对外投资­不断发生变化,并直接导致中国对外投­资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张默含[3]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对其趋势演化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张述

收稿日期:2019-10-25基金项目:甘肃陇原青年创新团队­项目“甘肃对接‘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的方案”(2019-25);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甘肃对接成渝经济区产­业链的方案研究”(2019B-091);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与西部省份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对­策研究”(19YB021);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项目“甘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JYYY201807)作者简介:王娟娟(1981—),女,甘肃省兰州市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经济学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电子商务;杨冰如(1996—),女,河南省安阳市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存[4]认为“一带一路”优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胡冠宇等[5]借助扩展的空间投资引­力模

64型,通过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个国家的投资情况,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是集合贸易、基础设施和资源等导向­的集聚垂直复合型投资。张原等[6]从劳动力质量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力要素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中的作用权重。林良沛等[7]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能力、资源丰裕度和金融资本­规模等因素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进行直接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王颖等[8]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投资情况,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资源禀­赋等是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主­要因素。熊彬等[9]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因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是重要因素,中国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投资时,重点关注的因素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比较高的国家,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对外­投资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及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情况是决­定中国对其投资与否的­重要因素。王娟娟[1]通过梳理“一带一路”倡议

5

提出之后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情况,发

2015

现 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转­折年,由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力度加大致­使中国吸引到的对外直­接投资小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问题,学者们较多地集中在影­响因素和投资规模的研­究上,对投资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科学合理的投资结构是­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正­在因“一带一路”区域

发生变化,深入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结构变化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至关重­要。综合考虑现有成果的共­性结论和数据可得性,本研究侧重技术、资源、效率和市场等导向确定­投资结构的构

2011—2017 52

成,以 年中国有持续性投资的 个沿

1)。截取2011—2017线国家为研究­区域(参见表年数据是为了比­较“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投

2011

资的影响。起始于 年,没有继续追溯之前年份,是因为涉外投资均需要­考虑东道国市场需求、社会适应、政策许可等因素,为了同时达到这些要求,投资主体会长期研究,决策的交易成本高,一旦形成投资决策,投资的持续性均较强,因此,尽

2011

管起始于 年,但是能够基本反映长期­的投资

2017

情况。终止于 年是因为本研究涉及多­国数据,在可查阅的文献资料中,数据的更新速度存在差­异,诸多国家的相关数据在­撰文时尚未公布。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对沿

2017线国家的投资­地理半径扩大,截至 年底,中国

64

对沿线 个国家有投资,但是从分析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变化的角度看,52

个国家的数据具有较强­12

①。的连续性,剔除的 个国家多为中东欧国家­从投资情况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结构变化可以从数量、地区、行业等方面得以反映。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年­际变化率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部分沿线国家(如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等)与中国已经具有良好的­双边投资基础,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沿线

国家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因此,经济发展易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年际增长率变化较大。以

同比增长率看,2012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较2011年同比­增长34.2%,但是2013年同比增­长-10.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加快了资本、资金“走出去”的步伐。2014年,中国对

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同­比增长14%,在2015年继续延续­这一势头,增长率达到38.3%,因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2015

年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史中里程碑式的年­份,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5年,中国企业对本研究涉及

的52个沿线国家的投­资金额高达188.49亿元,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大量资金的输出使中国­境内的产业资本缺口加­大,同时,国家制定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资金开始流向国内制造­业,2016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同比增­长-18.6%。然而,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各地区、各产业均在积极探索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因此,资本的收益率较低,因此,2017

年,资金的关注度再次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同

比增长31.3% [ 10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年­际变化率大,这表明“一带一路”区域普遍缺乏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稳定资金流量的能力较­弱,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一带一路”区域走向复苏的重大制­约因素。(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均衡

“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对外投资2)。的地理空间,但是地区分布不平衡(参见表2011—2017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11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占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当年总投资的

52.11% ,2015年,受中国对外投资力度加­大的影响,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重上升至54.32%,由于前期投资基础稳固,2016年,在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比重占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当年总投资55.43%,2017 57.80%。这表的 年,这一比重达到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多为­市场竞争力强的

领域,因此,资金的回报率高、稳固性好。中国对蒙俄地区和西亚­中东地区的投资比重也­较大,其中,在蒙俄地区有较大的投­资比重是由于中国对俄­罗斯长期保持着较大规­模的投资存量;在西亚2011中东地­区有较大的投资比重是­由于中国自 年开始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总量持续上升,2017 212.22

年对该地区的投资总量­达到 万美元,占中

13.75%国对“一带一路”区域当年总投资的 ,较

2011 3.9年增长 倍。中国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较

2011 2017少,自 年至 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占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总投资的比重持续­维持在2%左右

[10]。在国家层面,从投资存量看,2011—2017

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一直处于前列的­国家是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柬埔寨、老挝、蒙古、缅甸、伊朗、阿联酋、泰国等,大部分国家位于东南亚­地区。从投资流量看,2011—2017

年,中国对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约旦、泰国、文莱、塔吉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家投资流­量增加较多,这是基于中国保障能源­资源安全考虑的结果。中国对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流量增幅较大,2012

年,中国对格鲁吉亚

8 492.5%,是当年中国对外的投资­流量同比增长

投资流量增速最快的;2014

年,中国对罗马尼亚和

1 847%斯洛伐克的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13 736.3%;2017

和 年,中国对捷克的直接投资­流

3 843.2%。同时,中国对中亚、东南亚量同比增长等地­区的部分国家也不断加­大投资力度,2015

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长6 164.75%;2016

年,中国对文莱的直接投资­流量

3 525%

同比增长 [ 10 ]。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2015

年,中国投资覆盖“一带一路”区域国民经济所有的行­业类型,但是基于政策引导和投­资基础的作用,2011—2017

年,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产­业领域,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较高,基本占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

1/3,批发和零售业吸纳的投­资占比维持资总量的

12%左右,金融业和采矿业的投资­占比则呈下在

2011降趋势。其中,金融业吸纳的投资占比­从 年

15.9% 2017 11.2% ,2012

的 下降至 年的 年高达18.1%;采矿业吸纳的投资占比­从2011 15.8%

年的

2017 8.7%,而2013 16.1%(参下降至 年的 年时高达

3)。较之世界产业经济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见表的­趋势,这些产业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较低。从投资存量增速看,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存

2011量占比不断上­升,制造业吸纳的投资占比­从

6.3%上升至2017 7.8%,2016 8%,年的 年的 年高达这与中国与沿线­国家以一般贸易为主的­贸易安

2025”战排、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制造略倡导构建跨­域产业链等因素密切相­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存量占比从20­11 2.2%上升至2017 12.1%

年的 年的 [ 10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增长迅速,这与中国大力倡导互联­互通紧密关联。

二、研究方法介绍和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结构特征明­显、导向性明确,即使“一带一路”倡议发力,中国在这一区域的投资­导向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随着政府引导效应­的显现,投资的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呈现出进一步趋向­分散风险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企业的投资。为了科学确定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结构形成和变­化的因素,选用熵值法和散点图进­行辅助研究②。

(一)研究方法素,并依据指标从属的产业­分析中国在“一带一由于本研究需要­筛选出权重较大的影响­因路”区域的投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和质量。因此,本研究依据熵值法的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用散点图显示分析结果。

1.熵值法熵值法是对指标­数据客观排序,反映各指标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每一指标的信息熵值能­够反映指标的有效程度。若某一指标值的离散程­度较大,则熵值越小,此指标中的有效信息越­多,则对研究对象的价值权­重越大;反之,若某一指标的离散度较­小,则熵值越大,此指标中的有效信息越­少,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越小。

选取n年、m个指标,则Xij为第i年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i=1,2,…,n;j=1,2,…,n)。

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年指标值的比重Pij:

异性系数。对于第其中,k=1/lnn。满足j 个指标,指标的差异越大,对ej ≥0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方案评价的作用越大,熵值越小,指标的权重系数相应越­大;反之,差异系数越小,对方案评价的作用越小,指标的权重系数相应越­大。定义差异性系数为dj:

果的分布情况显示在坐­标系内,依据情况,合理划分层次,能够清晰地看到指标在­各区域的发展水散点图­是对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将结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指标差距在一定区间内,主体在这一方面合作的­可能性较大,若超出一定的范围,主体间的合作可能性大­幅下降。通过散点图,能够为主体确定合作地­区与领域提供科学依据。

(二)指标体系构建通过从国­家和行业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分析,技术、资源、效率和市场需求等四个­方面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相近。据此,可以将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分为技术寻­求型、资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市场需求­型等四类对外投资。其中,技术寻求型是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指引,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新知识等为重点考虑因­素确定东道国;资源导向型是以保障本­国能源安全为原则,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长期需求,以能源禀赋为考虑因素­确定东道国;效率导向型是以资金的­高收益为标准,以促进要素最优配置为­目标确定东道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的多­为这一类国家,能够有效确保资金收益;市场需求型是以削减贸­易壁垒制约为目的,有效利用各国的经济规­则,将产业链的各环节分解­在能够与当地规则相符、经济相适应的东道国。由于全产业或链条发展­核心明确,总部经济已经达到中枢­水平,因此,

尽管分散在不同区域加­工生产,但能够按照同一标准生­产产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 (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跨国公司等发展实践就­是有力证明。这不仅能激活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增加GDP总量,还能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而这对缩小“一带一路”区域与世界其他经济圈­的差距是有利的。围绕这四种投资类型,从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目标,选择六个指标反映这四­种动因的投资状况,形成指4)。标体系(参见表(三)数据来源及处理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前者获取2011—2017年中国对52­个沿线国家的对外直2­011—2017 52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从后者获取年个沿线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专利申请数、自然资源禀赋收入、GDP、每名工人产出值、人均国民收入。由于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存在数字、单位的极大差异,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为了能够让差异化的指­标在同一平台上展示对­研究问题的影响程度,必须将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即标准化。考虑到不同指标的属性,对指标按作用向量进行­标准化。

三、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结构变化的因­素

2011—2017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由于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发展的主导理念和中国­发展目标的需要,投资结构因能源和市场­因素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一)自然资源禀赋成为中国­确定投资去向的重要因­素

借助熵值法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将能源安全、资源安全视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对外投资中,中国加大了对“一带一路”区域中资源丰裕度高的­国家的投资力度,向能源资源类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权

5)。能源资源类投资在中国­对“一重加大(参见表

2011 0.12带一路”区域投资中的权重由 年的 上升

2017 0.14。从资源种类看,中国能源资源至 年的类投资所关注的自­然资源种类不断多样化, 2011—2017

年,沿线国家获得中国此类­投资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多为中亚、西亚地区的国家(参见表6)。西亚地区石油资源丰富,探明储量占世界石

50%以上,年产量占世界石油年总­产油总储量的

1/3。2015

量的 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探明­储量为366 10.7%,居世界第二位;

亿吨,占世界总储量的

8.3

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万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4.5%。中亚地区煤、铁、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

90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境内有 多种矿产资源、1 200 ,2017

多种矿物原料[ 12 ] 年,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导向型投资规­模前十位。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等中亚、东亚国家早于哈萨克斯­坦位列中国此类投资前­十位。可见,中亚地区在中国能源资­源类投资中的权重有扩­大的趋势。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变化

随着国际话语权的不断­加大,中国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对经济的结构性­减速和下行压力,提出了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能够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之间降低交易­费用,我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明确为“三去一降一补”,企业开始积极探索去产­能、去库存的市场,研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案,探索弥补技术短板的路­径。由于经济理念的革新和­普及,企业着力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发展目标。立足国家政策引领、信息支撑和研究成果,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开­始大力挖掘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性的­特征红利,或以一般贸易,或在东道国建企业,或与东道国合作合资发­展产业,不仅有效地化解了传统­产业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压力,为企业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资本支持,也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生产成本,部分地规避了东道国的­贸易壁垒,还有效提升

2015了东道国的生­产产值。以 年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界进行比­较分析,从总量看, 2011—2014 0.06、

年市场需求类投资权重­分别为0.09、0.10、0.06,2015—2017 0.12、0.12、

年分别为

0.10(见表5);从东道国看,2011—2017

年沿线国家获得中国市­场需求类投资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多

6),共分布在中东欧、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参见表性在于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大多数国家位于已建成­或在建的经济走廊,如中巴经济走廊、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随着互联互通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市场需求型的投资­权重会不断增加,但是细化市场需求型的­投资也成为必然趋势。

能源安全目标和市场开­拓要求使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技术寻求型的投资­权重仍居于主导地位,效率导向型的投资权重­变化幅度极小,这是由于目前能够吸引­这类投资的沿线国家多­为能源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产业以能源资源型工业­为主,科技含量少,附加值低,从而使这部分中国投资­能够获得的回报率有限,投资主体的活力不足,这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短板。

四、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投资结构发展趋势

(一)技术寻求型投资分布趋­于稳定1.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吸引技术寻­求型投资的潜力大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技术寻求型投资分­布

2011 2017

较为固定,从 年至 年基本固定在东南亚、南亚、中东欧、西亚和东北亚等地区,但是位列前十位的国家­在两大指标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差异主要在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沙特阿拉伯、伊朗等东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的国家。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指标­下,东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的国家所占权重不大。在专利申请指标下,东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的国家权重较大。综合衡量技术寻求型投­资的两个指标,短期内,能够吸引中国此类投资­的可能性区域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因为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地区的国­家专利转化为高科技产­品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吸引到此类中国投­资的潜力较大,可以保障投资主体的经­济收益。2.技术寻求型投资高质量­发展的难度大从结果看,能够吸引到中国技术寻­求型投资的国家,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禀赋较好。技术研发与转化大多集­中在能源资源型工业领­域,产品以传统制造业产品­为主,与信息技术、智慧制造、数字经济的世界主导产­业格局有较大的偏差,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限。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能够吸引中国能源导向­型投资的国家很多,但是大多在专利申请指­标中权重极小,这对开放性经济的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三是专利转化为成果的­能力不强。东北亚和西亚中东地区­在专利申请指标权重较­高,但是高科技产品出口指­标权重有限,尤以俄罗

斯为最。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的国家专利­转化能力相对较强,但是可转化的专利成果­少。短期内,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技术寻求型投资­会在相对较低的品质下­趋于稳定。(二)能源导向型投资呈分散­化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比较多,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之一是保障­中国发展的能源资源安­全。从发展实践看,能源导向型投资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投资中的权重加大,但是随着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国的能源导向型投资­呈现出显著的分散化态­势,在西亚中东地区的下降­幅度较大,在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国­家正在加大投资力度,其中以东帝汶、缅甸、柬埔寨为代表,这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密切相关。(三)效率导向型投资呈类型­化发展趋势以经济收益­为驱动力的中国效率导­向型投资在“一带一路”区域呈现出类型化发展­趋势。以技术和成本相对优势­为标准,呈现“两升一降”的趋势。第一,中国在具有技术相对优­势的国家加大投资权重。2011—2017

年,中国不断加大对新加坡、以色列、卡塔尔、罗马尼亚、马尔代夫、阿联酋、伊拉克等国家的效率导­向型投资规模,这些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具有相对优势,有助于中国投资因较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获益。第二,中国在具有成本相对优­势的国家扩大投资规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产业普遍面临着降­成本的压力,为此,中国在中东欧、中亚、南亚、东北亚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国家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削减成本保证投资­收益。第三,中国在技术和成本均处­于相对劣势的国家降低­投资权重。为了保障中国资金的收­益,中国逐渐降低在现代生­产技术和生产成本均不­占优势的国家的投资,如马来西亚、俄罗斯、埃及、东帝汶等。若这些国家持续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效率导向型投资权­重将持续下降。依据技术和成本的差异,中国效率导向型投资内­部已经呈现出分化格局,但是能够从源头上助推­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投­资仅为技术优势为主导­的效率导向型投资,但是占比提升的趋势不­明朗。(四)市场需求型投资趋向于­高质量发展从权重看,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市场需

求型投资权重呈上升趋­势,深入分析可知,这一类型的投资在“一带一路”区域因东道国不同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和用途发­挥作用。整体看,中国市场需求型投资主­要以一般贸易和跨域产­业链等两种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产值大国数量­有限,但是吸引中国投资的国­家数量较多。互补性的经济结构,使中国能够在兼顾国家­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客观确定市场需求型投­资的资金作用方式。

第一,充分利用通道便利以一­般贸易方式削减壁垒障­碍。客观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市场需求型投资­的走向,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欧班列通道、南亚经济走廊等三大通­道沿线国家吸引到中国­投资的国家较多,共性在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断提高。从发展实践看,这些地区的国家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除以传统一般贸易深化­经济往来外,中国企业已积极将全产­业或者产品完成环节迁­至这些国家,在消费地直接生产,投资双方均获益。

第二,利用技术梯度与能源资­源丰裕的国家共建跨域­产业链。与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诸多国家形­成对比的是西亚、东北亚、中亚地区的部分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长期乏力,对培育和发展经济增长­点有较强的内生需求。这些国家的共性是资源­禀赋好、产业发展基础单一且稳­固,但是也具有共同的技术­短板,这与中国的技术优势高­度契合,因此,中国与西亚、东北亚、中亚等地区的国家以能­源资源型产业为切入点,延展至关联性产业,共建多样化、多元化的跨域产业链是­中国市场需求型投资的­发展趋势。

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规模日渐扩­大,但是投资结构仍需要大­力优化。权重大但较为稳定的技­术寻求型投资是难点,加大对专利量较多国家­的投资,提升成果转化率是提升­这类投资品质的途径之­一。能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和市场需求­型投资权重较小,但是已经进入自我优化­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本研究剔除的国家多为­中东欧和西亚中东地区­的国家,主要有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摩尔多瓦、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巴勒斯坦、不丹。

②限于篇幅,文中不显示标准化数据、熵值结果、描述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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