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研究前沿综述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0.05.005引用格式：于畅，邓洲.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J].中国流通经济，2020（5）：40-47.

于 畅，邓 洲

10004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市

摘 要：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0）05-0040-08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具有极强的外向型特征，研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Value Chain，GVC）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和

级问题必须在开放环境下进行。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新常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重态，一个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和阶段（即增值过大变化，引起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贸易程）经常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常态化改变了中国制造链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给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业发展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市场规模和要素禀链分工带来了新挑战。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赋，还与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密切相关。中国正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中国制造业赶超的目标。国内外学者对新贸易环契机，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深度融入全球境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问题有浓价值链的过程中成长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厚的研究兴趣，近年来该领域涌现出一些新观点

收稿日期：2020-04-0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工业技术赶超的战略与路径研究”（GJSCX2018-01）作者简介：于畅（1991—），男，山东省济宁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创新、经济增

长；邓洲（1981—），男，四川省内江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和新方法，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

2016

以 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口号“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是其“逆全球化”理念和立场的一个缩影，他们主张进口、对外投资或外包势必带来本国就业机会的丧失，只有出口与引进外资才能为本国居民谋取更大福利。在“逆全球化”理念的指导下，2017 8

年 月特朗普授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拉开了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的序幕。2018

年上半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

2025”计划。虽然大幅提高关税，剑指“中国制造此后中美经过多轮经贸谈判，但贸易摩擦依然没有出现根本转机。此前国内学者普遍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严峻性和长期性预估不足，随着贸易摩擦的持续发酵，关于贸易摩擦原因和影响的相关研究开始大量涌现。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深化和地位提高，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制造业对全球的影响。美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来自中国的工业品进口对美国就业、福利的冲击。大卫（David）等 抛出“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

[1] drome）论断，强调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工业品对美国同类行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首次定量分析了中国进口工业品的竞争导致美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平均工资水平降低的幅度，并认为就业机会减少导致美国失业救济增加，加剧了财政负担。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支持，如阿西莫格鲁（Acemoglu）等

[2]发现，在考虑上下游的产业关联后，1999—2011

年间来自中国的200工业品进口导致美国损失了约 万个就业岗位

30%以上。这些机会，占同期总就业规模降幅的研究都为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打下“理论基础”。

当然，这类中国制造“威胁论”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相对规模的萎缩是国际分工和产业演化的必然结果，国际分工促进了比较优势和就业机会的国际转移，而非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抢占 [3-4] ；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萎缩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在稳步提高，从长期来看美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反而快于其他部门 [5]。还有研究认为，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在转型为服务业企业之后，依然保留了传统制造业企业中附加值最高的业务，因此无需对制造业相对萎缩感到过分忧虑[6]。

基于中国制造“威胁论”，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7] ，试图遏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尽管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

15参与程度和位置依然落后于美国，但在过去 年间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在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开始能与美国正面竞争[8]。杨飞等 [9]的实证研究发现，中美技术差距缩小、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和利益集团政治游说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 [10] ，其本质是两国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竞争上的“角力” [11]。（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1.微观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演化和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1

年以来国际分工呈现贸易减速和全球价值链联系趋于弱化的新特征 [ 12-13 ]，伴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美国、德国等经济体的本国化特征日趋明显，严重拖累了全球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必然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造成新障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美国发起的

WTO

贸易摩擦是绕开 全球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一次单边贸易制裁行为，构成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破坏以及对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粗暴践踏，中国制造业继续向全球扩张的非市场阻力将不断增加，严重威胁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参与进程[7 14 ]：

，

时加增关税后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结果显示虽然美国价格水平上升的幅度更高，但在福利水平上美国的损失却大于中国。余淼杰等[ 26 ]认为，中国政府通过选择合理的应对策略，可以有效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反而会对美国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宋旭光和张丽霞[ 27 ]通过计算关税有效保护率指出，美国加征关税不能达到保护其国内制造业的目的，甚至会制约部分行业的发展。

第三类研究结论认为，中美两国的贸易和福利损失并不确定。郭美新（Guo M）等

[ 28 ]构建多国多部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模拟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结果显示，由美国单方面加征高额进口关税将导致中美贸易大幅滑坡，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对中国的影响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实现贸易再平衡，如果中国能增加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进口，中国在贸易摩擦中反而能实现福利上升。

鉴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的调整，中美贸易摩擦仍有可能日趋严峻[ 29 ]。整体来看，在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需要新的战略思路和应对策略，这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二、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动向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近几年来，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领域新动向的研究层出不穷，呈现出内容更全面、方法更规范和实践意义更突出的特点。这里从三个方面简要评述近期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

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进行量化分析是研究其他相关问题的基础。近几年的研究普遍支持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趋于上升态势[ 30-32 ]，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在持续向上攀升 [10 ，32-33 ]，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

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位置，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供给国，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角色 [ 34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改变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中下游环节的处境[ 35 ] ，中国提供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36]。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文献使用库普曼（Koop⁃ man）等

[ 37 ]提出的出口分解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表的贸易数据 [38]来评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和地位。该模型基于增加值贸易理论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位置指数，并被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39-40 ]。国内学者通过借鉴和改进出口分解模型提高了研究的规范性和可靠性，但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比较薄弱和滞后，很多国内文献没有及时跟进前沿方法，存在明显的方法缺陷。（二）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不少文献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估计。吕越等 [ 41 ]等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通过中间品效应、大市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有效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生产率

U

改进存在“倒 型”关系。苏杭等[ 42 ]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干中学”效应的发挥，进而推动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和产业升级。不过，由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同，对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张杰和郑文平[ 43 ]发现，中间品进口所蕴含的全球价值链的“俘获”或“锁定”效应会抑制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效应，而以一般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本土企业则可以通过“进口中学习”效应促进创新活动。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需要充分考虑参与方式、中间品类型以及不同行业参与程度、分工地位或其他属性可能导致的异质性，不可一概而论。

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意味着本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与外部环境高度关联，外部经济波动将更容易传导到本国，双边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增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44-45 ]。随着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加深，学者应该更关注国际环境变化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潜在冲击。

三、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策略

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是“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速度正在趋缓，甚至停滞乃至倒退；二是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正在改变。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制造业需要重塑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和竞争优势，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这已成为学者的研究共识。近几年文献从众多视角研究了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成果如下。（一）全面重塑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制造业都需要练好“内功”，在传统比较优势丧失的背景下全面塑造新型竞争优势。第一，从供给角度看，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创新驱动，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进 [ 46 ]。增强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能有效避免嵌入全球价值链导致的“俘获”或“锁定”效应 [43 47]。而提升要素供给

，质量是创新驱动的保障，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打造新的要素资源禀赋，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对中国制造业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42 48]。与单纯依托低成本劳动

，力数量优势形成的“要素驱动”不同，依托劳动力质量优势而形成的新动力机制本质上属于“创新驱动” [ 49 ]。同时，提升资本供给的质量和破解金融约束对中国制造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分工地位有直接作用 [50]。第二，从需求角度看，要充分发掘本土的市场规模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引领作用，利用消费升级机遇诱导中国制造业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动能[ 51-52 ]。

（二）转变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贸易方式

中国曾经大力支持制造业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种贸易方式在新外部环

境变化下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并不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有效方式，脱离本土市场会失去国内需求这一重要的外贸优势来源，也难以通过部门关联带动国内其他产业部门供给能力及结构的整体改进[53]。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贸易方式转型已经不可避免，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由简单的制成品组装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供应商转变，是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键[12]。中国在引进外资时需加强引导外资由“加工模式”向“研发生产模式”转型 [54]。

（三）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中间品已取代最终产品成为全球贸易的支柱，目前全球贸易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贸易对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直接影响。研究

WTO

发现，加入 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用高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55-56 ]，同时促进了出口返回增加值的提高，进而加强了本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 [57]。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还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和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通过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高 [58]。这些研究都支持中国应该调整进口贸易政策，进一步削减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为中间品进口提供更多便利，发挥中间品进口改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作用[59]。（四）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拓展制造业开放新空间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中国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的重要方式，这种方式更多地体现出构建和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能力，变“被动参与”为“主动整合”。实证研究表明，OFDI

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现显著的促进效应[ 60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学者高度重视其为中国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供的新机遇。深化制造业对外开放，通过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优化资源的全球配置将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打开新空间[ 61-62 ]。

中国制造业正在通过“走出去”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黄先海和余骁[ 63 ]提出以“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构建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即实现从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向中国引领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转变。在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中，中国企业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可以促进分工地位的攀升，但空间逐步收窄；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有利于中国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我国在积极嵌入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同时，应积极打造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打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64-65 ]。刘志彪和吴福象 [66]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模式”，即企业既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又嵌入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采取“抱团嵌入”的策略。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各国利益，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新选择[67]。利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核心节点的优势，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增加值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68]。（五）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协同带动作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正在由制造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延伸，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生产率提升、创新激励、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等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加速了企业产品升级和企业出口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变 [ 69-70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作用尤为突出 [71]。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向服务业延伸的新趋势下，中国应该通过深化服务业开放助推国内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增加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要素投入，借助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的分工地位[72]。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具有突出优势，互联网与跨境电商深度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模式、组织结构与微观主体，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促进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提供了绝佳的“弯道超车”机会[73]。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破解结构性失衡难题[74]。

四、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追赶，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将成为未来的基本贸易环境。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贸易环境恶化的不利外部条件，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两端挤压”的窘境，如何实现制造业突围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参与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但该问题的研究仍然有较大的推进空间，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于数值模拟，基于微观样本的计量分析非常匮乏，这导致相关研究结论存在重大分歧。学者需要更多地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实”，更多地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第二，学者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对贸易、福利等宏观变量的分析，而对制造业的供应链、国外需求、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等中观和微观变量关注度较低，从而使研究结论缺乏实践意义。未来研究需要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第三，对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的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某一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具体影响，未能构建统一规范的理论指导框架，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第四，结合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化的新趋势研究中国制造业升级策略的文献很少，目前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Global Innova⁃ tion Chain，GIC）延伸，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DAVID H，DORN D，HANSON G H.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 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6）：2 1212 168.

[2]ACEMOGLU D，AUTOR D，DORN D，et al.Import compe⁃ 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J].Jour⁃ nal of labor economics，2016（S1）：S141-S198.

[3]HANDLEY K，LIMAO N.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 cy uncertainty：theory and firm evidence[J].American eco⁃ 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2015（4）：189-222. [4]佟家栋.分工与国际经济保护主义：驳“中国威胁论”[J].世

界经济，2017（6）：3-22.

[5]FORT T C，PIERCE J R，SCHOTT P K.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8（2）：47-72.

[6]BERNARD A B，SMEETS V，WARZYNSKI F.Rethinking

deindustrialization[J].Economic policy，2017（89）：5-38. [7]戴翔，张二震，王原雪.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

其应对[J].南京社会科学，2018（4）：11-17，29. [8]余珮.美国再工业化背景下中美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的比较研究[J].经济学家，2017（11）：88-96. [9]杨飞，孙文远，程瑶.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J].

中国工业经济，2018（10）：99-117. [10]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

中美贸易摩擦[J].中国工业经济，2018（7）：24-42. [11]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路、目标与路径[J].

中国工业经济，2018（9）：24-40. [12]彭支伟，张伯伟.中国国际分工收益的演变及其决定因

素分解[J].中国工业经济，2018（6）：62-80.

[13]ASLAM A，BOZ E，CERUTTI E，et al.The slowdown in global trade：a symptom of a weak recovery?[J].IMF eco⁃ nomic review，2018（3）：440-479. [14]李稻葵，胡思佳，厉克奥博.特朗普税改和中美贸易摩擦

[J].经济学动态，2019（2）：17-30. [15]王孝松，吕越，赵春明.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J].中国社会科学，2017（1）：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

108-124，206-207. [16]黎峰，曹晓蕾，陈思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供应链

的影响及应对[J].经济学家，2019（9）：104-112. [17]刘威.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J].东北亚论

坛，2019（2）：82-96，128. [18]王霞.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影响研究[J].数

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6）：22-40. [19]徐建伟，杨合湘，戴俊骋.中美制造业发展主要特征及趋

势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19（2）：88-100. [20]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

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37-155. [21]樊海潮，张丽娜.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 （9）：41-59. [22]黄鹏，汪建新，孟雪.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与中美贸易摩擦

[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56-174. [23]许和连，祝树金，徐航天.加快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致力共建创新包容的世界经济——第五届国际经济学前沿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9（6）：199-203. [24]张志明，杜明威.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非

MRIO模型的分析[J].数量经济对称贸易效应——基于

技术经济研究，2018（12）：22-39.

[25]倪红福，龚六堂，陈湘杰.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税成本效应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8）：74-90. [26]余淼杰，金洋，刘亚琳.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R].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18.

[27]宋旭光，张丽霞.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美制造业的影响——基于改进的关税有效保护率测算方法[J].

经济学家，2019（5）：47-58.

[28]GUO M， LUL ，SHENG L，et al.The day after tomorrow： evaluating the burden of Trump's trade war[J].Asian eco⁃ nomic papers，2018（1）：101-120. [29]雷达.中美贸易战的长期性和严峻程度[J].南开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8（3）：3-5. [30]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J].经济研究，2015（9）： 4-16，99. [31]刘瑞翔，颜银根，范金.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

增长[J].经济研究，2017（5）：89-102. [32]蒋为，宋易珈，李行云.全球制造业生产分工的演变、分布与贸易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9）：321.

[33]VAN ASSCHE A，VAN BIESEBROECK J.Functional up⁃ grading in China's export processing sector[J].China eco⁃ nomic review，2018（7）：245-262.

[34]张会清，翟孝强.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3-22. [35]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

率提高[J].经济研究，2016（8）：86-100.

[36]YU C，LUO Z.What are China's real gains within global value chains? measuring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China's exports of manufactures[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8 （2）：263-273.

[37]KOOPMAN R，POWERS W，WANG Z，et al.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 tion chains[Z].NBER working papers，2010.

[38]ANTRÀS POL，CHOR D.On the measurement of upstre⁃ amness and downstream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Z]. NBER working papers，2018.

[39]KOOPMAN R，WANG Z，WEI S.Tracing value- 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The American eco⁃ nomic review，2014（2）：459-494.

[40]WANG Z， WEI S J YUX ，et al.Measures of participa⁃

， 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Z].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7. [41]吕越，黄艳希，陈勇兵.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影响与机制分析[J].世界经济，2017（7）：28-51. [42]苏杭，郑磊，牟逸飞.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J].管理——基于

世界，2017（4）：70-79. [43]张杰，郑文平.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J].经济研究，2017（3）：151-165. [44]潘文卿，娄莹，李宏彬.价值链贸易与经济周期的联动：

国际规律及中国经验[J].经济研究，2015（11）：20-33. [45]梅冬州，崔小勇.制造业比重、生产的垂直专业化与金融

危机[J].经济研究，2017（2）：96-110.

[46]WEI S J，XIE Z，ZHANG X.From“made in China”to“in⁃ novated in China”：necessity，prospect，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7（1）：49-70. [47]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

“低端锁定”吗?[J].管理世界，2018（8）：11-29. [48]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经济研究，2016（10）： 12-26. [49]刘梦，戴翔.中国制造业能否摘取全球价值链“高悬的果

实”[J].经济学家，2018（9）：51-58. [50]马述忠，张洪胜，王笑笑.融资约束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理论与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17（1）：83-107，206. [51]戴翔，刘梦，张为付.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

攀升[J].世界经济，2017（9）：27-50. [52]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7）：98116. [53]易先忠，高凌云.融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为何不应脱离本

土需求[J].世界经济，2018（6）：53-76. [54]唐宜红，张鹏杨.中国企业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位置及变

动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18（5）：28-46. [55]陈雯，苗双有.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

产技术选择[J].经济研究，2016（8）：72-85. [56]盛斌，毛其淋.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

出口技术复杂度[J].世界经济，2017（12）：52-75. [57]刘斌，王乃嘉，屠新泉.贸易便利化是否提高了出口中的

返回增加值[J].世界经济，2018（8）：103-128. [58]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

WTO的微观证据[J].经济研究，2016 ——来自中国加入

（1）：69-83. [59]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

[J].中国社会科学，2015（9）：108127，205-206.全球价值链的度量[60]杨连星，罗玉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6）：54-70. [61]佟家栋，谢丹阳，包群，等“.

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