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分析
——基于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0.06.009引用格式：徐芬.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20（6）：96-104.徐芬
100084）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市
摘 要：我国农产品进口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农产品作为主战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探究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采用比较完善的三元分解框架研究方法，从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视角进行三元分解并剖析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结果发现，数量边际是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我国对现有种类农产品进口依赖度过大，特别是对主要贸易伙伴和自贸区伙伴依赖度更大，可能增加我国贸易风险；我国农产品进口价格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长期偏高，优质高价产品进口增加，农产品进口定价权处于相对弱势；代表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广度边际对进口增长的贡献与数量边际相比较小，但进口农产品种类总体比较丰富，且农产品进口的可替代性逐步增强。可见，从三元分解角度看，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应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农产品来源的稳定性，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提高我国对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关键词：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广度边际
中图分类号：F75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0）06-0096-09
一、引言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我国进口的少部分农产品品类（食用油、大豆、棉花等）持续出现比较快速的增长，远高于我国进口的其他农产品品类。这说明，我国对此类农产品进口的依赖度逐步增大，可能会降低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稳定性乃至国内诸多农产品关联产业形成一定冲击。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农产品作为主战场，其贸易结构成为影响我国应对贸易争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和蔓延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比较迅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同时，我国不断从以出口为主向注重进出口平衡转变，并明确提出在稳定出口的同时主动扩大进口，但由于农产品贸易进口是我国弥补国内供给不足的长期有效手段 [1] ，进口规模日益扩大。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1 371.0
亿美元） ① 2001 11
相比于 年增长了 倍，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收稿日期：2020-03-16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对个体从成功和失败经验中学习影响的研究”（71772099）；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我国生鲜农产品零售业态演变机理研究”（20YJA630004）作者简介：徐芬（1989—），女，山东省临沂市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对强易损性农产品的负面作用进一步凸显，加剧了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2]。在初期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诸多国家（如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就采取了多种贸易手段限制与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往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国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均受到冲击，也会间接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2020
年第一季度，我国农产370.8
品进口额为 亿美元，与同期相比增速有所下降，其后续影响还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显现。
本研究深入分析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不仅对完善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优化农产品进口贸易相关政策、推动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为后续中美贸易摩擦下农产品贸易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前期对比和参考。
二、研究现状
在现有关于贸易增长结构的研究中，二元边际是应用较早的有效工具和方法，且因贸易增长涉及领域较广，主体层面也比较复杂，不同研究根据自身关注重点分别从贸易国家、贸易企业或贸易产品层面进行了探索。其中，国家层面主要探讨与一国建立或深化贸易关系带来的贸易增长结构 [3-4] ；企业层面主要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探究现有企业或者新进入企业带来的贸易增长[5-6] ；产品层面主要基于产品角度剖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贸易的增长主要由产品种类扩张引起还是由现有产品增加引起，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本研究选取的是我国农产品角度，因而重点关注贸易产品层面的相关研究。
芬斯特拉（Feenstra R C）
[7]从产品种类的角度出发，通过构造相关指数（Feenstra
指数）分析消费带来的产品种类变化，既为后续的二元边际分解奠定了基础，也为产品种类测度提供了新思路；胡梅尔斯（Hummels D）等
[8]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产品层面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概念，提出了具体的分解思路和公式，其中农产品中重复产品的出口被定义为产品贸易的深度边际（亦称集约边际），而新的农产品种类出口被定义为对应的产品贸易广度边际（亦称扩展边际），同时从价格和数量角度进一步细化产品出口的深度边际，即将由重复产品的价格或数量带来的贸易增长分别定义为价格
1995
边际和数量边际，并对 年多个国家的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
胡梅尔斯等 [8]的二元边际方法应用得更广泛，如阿米提（Amiti M）等
[9]、阿穆尔戈—帕切科（Amurgo-Pacheco A）等
[10]对产品总体贸易结构进行了二元分解，且阿米提等[9]率先将之应用于中国产品出口贸易。随后，诸多研究对我国以及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的产品贸易增长结构进行了剖析[ 11-14 ]，有的研究将之应用于制造业[ 15 ]、农产品 [ 16-17 ]等领域，有的研究对特定产品[ 18-19 ]的贸易结构进行了分解。
对于拓展的三元分解，相关研究较少。魏浩等 [ 20 ]基于胡梅尔斯等 [8]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总产品的进口增长结构进行了剖析；部分研究沿用该方法对我国与东盟或智利等贸易伙伴的贸易增长路径进行了探究[ 21-23 ]；王贝贝等 [ 24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就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增长进行了分析。考虑到胡梅尔斯等[8]初步提出的三元边际分解仅是对一年数据的剖析，施炳展[ 2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多年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将一国的贸易定义在相对世界水平的贸易份额中，将之分解为相对世界占比形式的三元边际，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并被诸多学者采纳。比如，施炳展[ 26 ]在随后的中印出口增长结构研究中就采用了该方法；魏昀妍等[ 27-28 ]先后采用该方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欧国家出口的贸易增长路径进行了探讨；颜小挺等[29]、赵金鑫等 [ 30 ]分别对我国饲料产品、生鲜农产品的出口增长进行了三元分解；还有研究将之应用于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等贸易增长领域[ 31-32 ]。
综上所述，有关产品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也有少数研究基于更为深入的三元分解方法分析我国总产品和部分特定产品的贸易增长路径，但针对农产品进口增长三元边际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基于施炳展[ 25 ]产品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农产品多年的进口贸易结构，将我国农产品进口所占的世界份额分解为广度、价格、数量三个边际，测度三者在我国农产品进口份额中的比重，以衡量三个边际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并从主要来源地、自贸区伙伴、不同目标市场等角
t
I
UCI，t
I
I IMCI，t = MCIn，t
∈ UCI，t n = M
CI，t
I
∈ n MGIn，t ∈ UCI，t n
其中，γCI，t 表示我国从I地进口的农产品占我国农产品总进口的比重，将之作为加权权重。根据前面的分解过程，本研究可在对我国和进口来源地的三元边际进行测算之后，从中选择我国和主要来源地、自贸区伙伴的三元边际结果，并通过对目标市场及所有来源地的汇总得到我国和不同目标市场以及我国总体的农产品贸易进口的三元边际。（二）数据说明
HS
本研究采用 六分位编码，农产品范围包括HS 24
六分位编码中的前 章。贸易来源地范围是1995—2018 34
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中排名前 位的国家和地区②。相关贸易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四、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实证分析
（一）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总体分析
1）可由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三元边际（表知，广度边际、价格边际、数量边际整体均呈
1995—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递增态势，且其
2018 0.59%
年的年均增长率g分别达到 、0.43%、2.12%，即我国农产品数量边际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其他两个边际的年均增长率。1995—2018
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边际对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大，贡献率r为71.47%，是最主要的增长因素，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主要路径。这说明，我国整体上是通过大量进口重复产品来拉动贸易增长的，这符合我国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可能会影响我国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我国由产品种类增加带来的农产品进口扩张作用相对较小（16.67%），这与我国农产
1995品进口种类比较广泛有关，从 年起我国
70%进口贸易就与世界达到了 以上的重叠率，与数量边际相比其增长空间比较小，也说明我国在现有农产品进口种类上占有一定优势。但是，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高，农产品进口种类的扩张势在必行。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农产品
1），的价格边际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大于说明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在农产
2
表 分阶段的三元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