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贸易发展与规则变迁趋势，在切实提高应对贸易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

来说，今天的世界已不能简单用“盎格鲁—撒克逊体系”、“新维多利亚时代”等来概括，而是一个老牌经济、贸易与金融俱乐部加速折旧、既有秩序影响力渐趋衰减的世界，也是一个内涵改革因子、新公共产品工具不断呈现的时代。美国人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代表全球变革力量的新兴经济体不仅有意愿而且逐渐有能力向全球提供金融和贸易领域的新兴公共产品。例如，金融直觉一向极为敏感、也是美国财经领袖中深具战略眼光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前几年即撰文指出：由于华盛顿未能以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应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项目，特别是未能说服其十几个传统盟友参与该机构，导致美国有丧失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角色的危险。一些西方观察家则忧心忡忡，预言全球公 地（Global commons）保护职责由一国扩散到多国，竞争和动荡成为另一种常态。

其实，美国最担心的还是美元功能被替代，尽管美国依然独有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但美中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趋势令美国战略家和华尔街金融寡头们不时感到如芒在背。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布热津斯基生前就曾特别担心，美国会否在某一天失去超级大国地位？而被视为“高盛 帮”核心代表人物的前财长保尔森，这些年来为了保住美国的首席金融强国地位，可谓殚精竭虑。因为，现代金融，被广泛视为基于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是对一国科技、产出、交易、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取代美国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偏偏在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上，只有中国继美国之后将经济规模做到10万亿美元以上。美国认定，一旦中国完成工业化和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迟早会挑战其霸主地位。因此，西方必须在中国实力不够强大之前，动用各种力量钳制中国发展，或者将中国的影响力控制在美国主导的秩序框架之内。

因此，从最近十年的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贸易格局变迁来看，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体两翼”战略（即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一体，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为两翼），还是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政府上台18个月以来先后祭出的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欧盟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相关经贸协议，尽管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都是试图通过达成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借助美国在金融领域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在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同时，最大限度打压新兴经济体提升贸易价值链的行为空间，加上高技术领域的对华技术锁定，最终目标是构筑主要针对中国的“技术、金融与贸易新边疆”，继续最大限度收割机制化霸权红利。

只是真实世界的经济演变向来不兑现一般的静态假定，且不说美欧之间。美日之间以及欧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很难找到最优解，即便 三家联手对付中国，在全球经济早已一体化的今天，也是超高难度命题，何况中国早已具备相当强的反制能力。深谙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之道的美国其实非常清楚：中国由制造和贸易大国向产业、贸易和资本强国迈进的趋势是不可能被完全遏制住的，人民币迟早要成为全球主要的计价与储备货币之一，上海也会在某一天成为全球财富配置与资产定价中心。美国能做且必须要做的是，在中国的经济雄心与具体要素暂时不匹配时，尽可能利用其对现有经济、金融与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压缩中国的实力成长空间与国际影响力。

因此，在全球贸易格局面临大洗牌的关键时刻，中国必须远图长虑，迫切需要总结以往对外贸易发展的经验教训，既要适度摒弃一些不符合当下全球形态的政策思维，更要以深层次的对内开放与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来释放经济发展红利，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对民众的覆盖度；另一方面，基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理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推动经济战略转型，净化弥漫整个社会的浮躁财富观念。加大前瞻性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力度，力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使之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引擎；最后，必须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贸易发展与规则变迁趋势，在切实提高应对贸易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积极探索建立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有效利益分享机制，掌握与不确定竞争对手的合作性博弈之道。（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