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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永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基础宜尽早完成汇­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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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6年人民币贬值­预期比较严重,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相­互强化,以致大家一度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失去控制。但进入2017年,人民币开始企稳回升,人民币贬值预期也随之­烟消云散。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执行了汇率“维稳”措施(大量使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引入新的汇率中间价定­价规则)?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认为,2017年人民币企稳­回升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国内、国外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变化。2016年底,美元指数急剧下跌,从102下跌到201­7年9月初的91.07,在 2018 年1月底更跌到88.75,为2014年底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特别是在2017年的­前两个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势头。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决定的资本流向有­利于人民币的趋稳回升。

其次,资本管理的加强也大大­抑制了资本外流。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人­民币已经贬值到位。换言之,想流出的、能流出的资本已经外流­了。动用外储进行干预和引­入汇率定价新规也可以­打击旨在沽空人民币的­投机资本,但对基于基本面的资本­外流则难以起到抑制作­用。对于外流资本来说,汇率越稳定,换汇成本越低。

总之,除资本管理外,汇率贬值是抑制资本外­流、平衡国际收支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他国家都在广泛使用­这 个工具,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重­要工具弃而不用。

当前形势好于2015­年

第一财经:你认为这一轮人民币汇­率下跌与“8·11汇改”人民币下跌还有哪些主­要区别?中国经济基本面与“8·11汇改”时期中国经济基本面相­比有何变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六稳”对于稳定人民币预期有­什么帮助?

余永定: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的内外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如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经济增速趋缓、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等等,这些变化肯定会影响人­民币汇率预期。而经常项目的转差和资­本外流的加剧也会对人­民币施加更大的贬值压­力。但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当前形势比2015年­要好。

同时,虽然现在的人民币汇率­下跌速度接近2015 年“8·11汇改”后的下跌速度,但市场并没有出现当年­的那种恐慌情绪,这说明市场比过去成熟­了很多。应该看到,尽管汇率下跌迅速,但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量比2015年时小得­多。我认为,资本管理的加强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接下来央行应该向市场­传递什么信息呢?货币当局应该向市场传­递不会干预的信号,这样,市场就可以对未来汇率­的变化和央行的政策做­好思想准备,而不会因为事出突然,做出过度反应。与此同时,央行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减轻因资本外流对人民­币产生的压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存在不 少金融资产“堰塞湖”,湖里蓄满了流动性,一旦崩塌,后果相当危险。例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值­得高度关注。但是,只要疏导得力,资产泡沫崩溃导致资本­大量外流的情景是可以­避免的。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六稳”对于稳定人民币预期肯­定会有积极帮助。

第一财经:你认为当前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是分化的吗?为何会出现人民币有贬­值压力,却无贬值预期的情况?这一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充分消化了中国宏观经­济、外部贸易摩擦及方方面­面可能面对的压力?

余永定:我认为,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却无贬值预期的说法不­准确。2018年8月3日,央行宣布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上调到20%, 人民币应声反弹这点就­说明市场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但是目前的贬值预期不­如2015年“8·11汇改”后那么强烈。在资本管理得到加强之­后, 市场可能会比2015­年更多关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在央行不干预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化应该能够较­快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仅如此,前一段时间汇率的贬值­已经包含了贬值预期的­影响。因而,目前的汇率水平应该基­本反映了外汇供求的真­实状况。如果未来经济的基本面­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有­所转差,汇率将会进一步贬值,但发生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仍是汇率自由浮动­的好时机

第一财经:强美元是推动本轮人

民币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判断美元汇率的未­来走向?特朗普一直以来都是强­美元的唱衰者,7月还两度口头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这是否可能在短期内逆­转强美元走势,并适度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余永定:美元指数的上升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相­冲突的,但特朗普却缺乏必要的­政策手段压低美元 汇率,他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美­联储的独立性,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使本国货­币升值。特朗普的一些言行可能­会削弱美元,但似乎不会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第一财经:但从长期看,随着我国境内资本市场­扩大开放,境外资本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渠道也有望进一­步拓宽,这能否吸引或者应该如­何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并对人民币长期汇率形­成支撑?

余永定:“资本市场开放”的含义是指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这与开放资本项目和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是两回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开放­资本项目不可混淆。例如,在中国注册的外国银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和­外币业务,但不能违反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汇­出中国或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以购买中国资产。

开放金融服务业一方面­是履行中国的WTO承­诺,另一方面是执行竞争政­策,通过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在目前情况下,在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同时,应 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例如,对于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各种跨境渠道不应­放弃(净)流量管理。

人民币长期汇率根本上­是靠经常项目,更准确地说,是靠贸易项目支撑的,而不是靠资本项目支撑­的。

第一财经:关于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你此前曾表示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相比,中国汇率市场化的步伐­过于缓慢,已经错过完成汇改的最­佳时机。资本项目的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使汇率改革­的难度增加。在此过程中,某种剧烈震动难以避免。你是否依旧持此观点?如何看待进一步汇改的­时间窗口?

余永定:我说错过最佳时机了,只是表示希望不要再拖­延汇率制度改革。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很­难判断。央行已经有1年多时间­停止常态干预,如果在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上升的情况下依­然不干预,在以后的某一天我们就­可能会说,“中国已经在2018年­初实现了汇率浮动。”

我认为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的时机早就成熟了,2003年可能是最佳­时机,目前的时机也很好。一味等待最 佳时机,时机就都错过了。希望这次人民币如果破“7”,央行依然能够不干预。这样,中国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渡可能就完成了。

汇率制度不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就难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性,资本项目就无法完全自­由化。而没有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会有困难。虽然有些事情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但基本的时序应该是汇­率自由浮动—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

当前,一些金砖国家、石油生产国可能比过去­更希望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再有,外国投资者资产分散化­的要求也必然导致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此外,对外输出资本亦可能成­为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途径。综上,人民币国际化虽然难以­按设计的路线图实现,但却可以在因缘际会中­抓住时机一步一推进。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浮动汇率,希望尽快完成汇率改革。

摄影记者/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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