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自下而上的变革静悄悄

记者 李刚 发自山西平遥

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中国公众广泛关注的议题。近日四川安岳佛像“彩妆”事件，为它添加了最新注脚。文化遗产与公众关系如何？公众如何参与遗产保护？一直以来由政府和文化精英推动的、自上而下的遗产保护，是否做好了让公众广泛参与的准备？一场在平遥古城举办的论坛，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8月9日，平遥古城的明清街和城隍庙街上，游客熙熙攘攘。这座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成为中国5A级景区的古老城市，正迎来游客最多的时节。商业街两边鳞次栉比的大小商户，抓紧时机揽客生财。

数据显示，2017年平遥县共接待游客1297.29万人次，同比增长21.97%；旅游总收入150.46亿元，同比增长23.72%。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产业，平遥有8万多人的就业问题得到解决，平遥县文物局局长冀太平告诉第一财经，旅游对平遥太重要了。

移步换景，在生意兴隆的古风酒店平遥会馆内，“平遥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国际工作坊”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值得思虑的是，9日召开的这场探讨“多元视角”和“公众化”的论坛，主要在国内一众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之间展开，不远处繁华街市上的游人们和生活在这里的古城居民，并未有代表参与其中，用冀太平的话来说，这还是一场比较小众的业内活动。

同样在平遥，一场希望影响公众但同样小众的遗产保护实践也在进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等机构举办的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正在为修复平遥古城东侧一段城墙而工作。来自中国和法国的志愿者们与当地工匠一起工作，让自己的一段人生与伟大的文化遗产密切联系起来。

旅游无原罪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邵甬，也是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她1993年开始师从阮仪三先生，跟随阮先生进行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后来又参与了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和丽江的保护规划和保护管理工作。

2005年，邵甬来到平遥时，古城正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与1982年阮仪三先生做保护规划时的情况很不一样，当时平遥的领导希望平遥古城建设为‘三城’，即博物馆城、旅游城和影视城，按照这一方案，古城内居住的老百姓都要被迁出去。”邵甬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回忆道。令她庆幸的是，这一方案并未付诸实施。

但邵甬认为，不能因为保护与旅游之间有矛盾冲突，就全盘否认旅游的作用。“旅游开发是遗产保护的很重要的辅助手段，它有教化、宣传、促进公众认知的作用，现在的冲突，主要是因为旅游与保护没有很好地结合，主要是迎合性旅游，过多地考虑游客想要什么服务，而 不是引导游客如何体验遗产地的价值。”邵甬说，这是中国遗产地旅游发展中最为人诟病的短板之一。

包括旅游等产业发展在内的整体科学规划，能在结合本地民众需求的同时，推动遗产地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吗？邵甬认为，具体的路径中国还在探索之中。主要问题在于“，现在不同层面还是脱离的，保护由保护的团队做，旅游是旅游的团队做，结合得不够。”在平遥，邵甬和她的团队正试图将对文物保护单位、民居、街区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对遗产的认知从精英视角到大众视角转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对遗产的理解和对其价值的认知也在不断丰富，这也会带来保护与利用方式的更新。”邵甬说。平遥古城有很多文物保护单位，但仍然是一座很多人生活着的城市，这种“活态遗产”要面对交通、基础设施、教育等问题。保护活态遗产，就要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双重目标都达到，才能说是保护成功。“这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调查评估细化到每一个院子，每一栋房子，哪一栋房子应该修，哪个应该拆，哪个应该改，都要评估。”

自下而上的保护和利用

上世纪90年代初，邵甬做硕士论文期间跑过四五十个村镇，“当时村民都不认为自己 修复了720栋历史建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非常重要。法国经验告诉我们，对年轻一代和普通公众进行教育和培训，鼓励他们参与遗产保护是非常重要的，是遗产保护理念得以真正实施的基础。”邵甬说。 划是2006年制定的，但现在历史街区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一直被蚕食，一座唐代的古城慢慢就要被蚕食掉了，可能到最后只剩下文保单位。”

据丁枫观察，在新绛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小城市，政府能力有限，老城区衰败现象明显，大量老民居缺乏维护，即便在当地比较干燥有利于木构建筑保存的条件下，很快也衰败了。“当地人在保护观念上非常保守，没有主动意愿去做些什么。如果工作营的志愿者与他们有文化交流，带去一些冲击，（我们）带着这样的初衷，今年在那里设立了工作营。”

工作营的方式能给参与者和遗产地带来什么？丁枫认为，首先，工作营对志愿者是非常好的体验，他们可以学习了解传统建筑文化，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在两个星期里通过实践获得遗产保护的知识，“志愿者会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传播保护理念。”

工作营对遗产地的传统工艺工匠也有触动“。工作营要求原工艺、原材料修复，每个地方都有完整的营造体系和知识，工作营会对这一个体系有促进。村庄里掌握传统技艺的老工匠已经散失，我们来了，他们就被重新召集回来了。”

在工作营的影响下，遗产地社区群众的遗产保护的观念会有提升，“志愿者对文化遗产的热情一定可以传达给居民，为周边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

“遗产保护不能只考虑物，也不能只考虑专家的意见，要从公众角度进行共治、共享，这个原则，是共通的。但每个国家的路径不一样，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路径。如何在地化，需要探索。”邵甬的观点代表了文化遗产公众化这一问题复杂但日趋明细的实现路径。“外部的力量，专家和志愿者的参与，都是暂时的。尤其是在乡村，如果有一些类似乡绅的民众参与，从资金、组织和行动上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