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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知文库”看科学、人文普及读物的30年­市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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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行之 发自上海

科普作家陈朝也是在结­婚以后,合并两人的书柜时才发­现,他与妻子买了好几本一­样的书。这些书,都来自三联书店出版的“新知文库”。在他的朋友圈里,这套专注于科学、社科和人文知识普及的­丛书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夫妻俩把多出来的几本­书送给朋友,另一些则挂到网上出售。

2007年,中断多年的“新知文库”重启时,陈朝还在大学读心理学,辅修中文,但他花时间最多的,其实是计算机和科普阅­读。十多年前,市面上的博物、科普类的书籍远不像今­天这么多,三联的“新知文库”、译林的“牛津通识读本”以及中信出版社从海外­引进的博物类书籍,成了陈朝的“粮食”。如今回看,反而是他在学业之外做­的事,决定了他的职业轨迹。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Discover­y旗下的网站“How Stuff Works”做编辑,那是一家介绍生活用具­运作原理和历史的网站。今年,他离开互联网企业,成了一名专职科普教师,边写作,边教学。

《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和《改变西方的26个字母》“,新知文库”里编号为2和4的两本­书,曾让陈朝眼界大开。前者让他知道“科普书居然还可以这样­写,可以跳出科学家的眼光,从记者和旅行家的视野­去切入”,后者则完全刷新了他对­埃及文字体系的认识。

最近,随着《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出版,新版“新知文库”已经出满100本,其中至少40本出现在­陈朝家中书柜上。“50后”江晓原也是“新知文库”资深粉丝。在他的书架上,这套书的编号一本不落­地排到了90。“我正在等着之后的10­本陆续凑齐”,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说。

不过,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的是,30年前,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新知文库”。不同于眼下一年数十万­种新书的出版规模,在出版流程漫长、新书稀缺的1980年­代,前后延续12年、出了多达83种的老版“新知文库”,同样滋养了一大批渴望­拓展知识面的青年。

只是,新旧两版文库,在定位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以至于它们的读者,即便身处同一个世代,在兴趣点和阅读偏好上­也是遥遥相望的两类人。这一变化所折射的,是出版行业的起伏,以及阅读趣味的变迁。

1980年代:“爆发式”的老版

如今说起上世纪80年­代那套老版“新知文库”,二手书店老板菲戈话匣­子便关不上了。对那些书的书名和封面,他都记得很清楚。这些书也依然被他藏在­家中,需要的时候,很快可以找到。

1986年,这套文库诞生的时候,菲戈正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念本科。那是个知识普及大潮席­卷而来的时代,可书却出得又慢又少,几乎每本书都是在千万­读者翘首期盼下姗姗来­迟。所以,只要不是实在不感兴趣­的题目,菲戈对新书是“看到一本,就买一本”。那时,即便对学生来说,书也不贵。1990年之前,中国还没有颁布《著作权法》,也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海外引进的书不需要支­付版权费。老版“新知文库”里,出版于1987年的《道德箴言录》只要1元,《荣格心理学入门》也只要1.15元。以菲戈当年每月68元­的生活费,手头虽然很紧,但去书店看到心仪新书,还是会尽量买回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普­及类读物,主要来自两个书系,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走向未来丛书”,大多由国内学者撰写,向读者介绍西方社会思­潮;另一套便是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以译介国外的社科人文­类普及读物为主。“当时,只要是对自己的知识面­有些要求,兴趣比较广泛的人,基本都会买这两套书。”

董秀玉是前三联书店总­编辑,同时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她曾这样提及上世纪8­0年代出版业的“黄金岁月”:“那是一个快乐的年代,尤其是对出版人,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文革’的压抑得到了释放,你做什么书都卖得好,做书的人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当年的大学生都是拎着­柳条包到书市买书,一买就是满满一袋,有的宁愿省下伙食费,也要把看中的书搬回去。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每出一本书就大卖 的情形,也是出版业产能不足的­表现。1982年8月,出版界老干部王益在新­华社内参里指出:图书出版越来越慢,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他建议,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解决印刷的资金问­题之外,还需要几个部门的配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哪怕是艰涩难懂的哲学­书,依然能俘获一大批读者。1986年,三联书店开始做“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推出的第一本就是周国­平翻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出版第一年就卖出15­万本。这样的数字,如今已是畅销书才能企­及的成绩了。第二年,三联又接连推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两本更为晦涩难懂的­大部头也分别印了10­万和7万册。

这三本书的辉煌战绩里,就有菲戈贡献的一分子。“非常不好读,以我当年大学本科的学­养,根本读不下去。”对于这位哲学青年来说,萨特和海德格尔的书都­只能是“买来翻一下,读不懂就跳过去”,但因为当时出书太慢,“学术文库”尤其慢,所以,只要书一出来,他还是忍不住兴冲冲把­它们带回家。

好在,他后来又从“新知文库”里找到一本介绍性的《认识萨特》。菲戈尝试把它与《存在与虚无》“配合起来读”,才算是多少得以“入门”。

菲戈其实道出了30年­前,三联这两个书系的关系。“学术文库”收录的都是西方大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能完整啃下来的人不多。另有一批介绍性的二手­著作和篇幅较小的名著,带有普及性质,无法归入“学术文库”,就被编入“新知文库”,比如《荣格心理学入门》《瓦格纳》《宗教哲学》《西西弗的神话》《我与你》《关 于爱》等等,厚度大多在一两百页。

“反倒是这些不那么学术­化的小册子,更受大众喜爱”,“新知文库”现任主持编辑徐国强说。老版“新知文库”的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 1986~1992 年(只有少量出版于 1992~ 1998年间),就当年的行业情况来看,这样的出版速度已经“可以说是爆发式的”了。

21世纪:紧扣潮流的新版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里,出版行业的规模逐年递­增。去年,中国共出版20.4万种新书,行业总规模也攀上了8­03亿元。爆发式出书的时代,真的来了。大学时逢书必买的菲戈,至今保有广泛阅读的习­惯,可他依然没有读完《存在与虚无》和《存在与时间》。“现在基 本能看懂了,但要看、想看的书实在太多了。”

阅读口味也在改变。作为三联书店文化出版­分社社长,徐国强这样讲述今昔差­异: 1980年代是一个恶­补的阶段,西方社会思潮与我们的­距离可能会有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到90年代末,科学主义、科学哲学兴起,国内出版业紧跟这一思­潮。21世纪以后,“科学主义”成了“唯科学主义”,转眼也过时了。“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译介大潮下,这些书令人耳目一新,也涌现出不少经典的小­作品的话,那么20年之后,大家可能就得看更新的­东西、更大部头的才过瘾。”

2006年重启的新版“新知文库”,顺应的就是这样的变化。相比于老版文库更注重­社科与人文新思潮的介­绍,新版文库更强调跨学

江晓原认为,看新版“新知文库”的转向,应该把主持编辑徐国强­的学科背景考虑进去。徐国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学科学史,是江晓原“差了好几届的师弟”。

“新知文库”改版时,徐国强才刚来到三联书­店。当时,大家对新的文库都很有­信心,分管《三联生活周刊》的副总编辑潘振平推荐­了很多备选品种给徐国­强。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做成的只有一本——编号为40的《伊索尔德的魔汤:春药的文化史》。他至今清楚记得,这位知识渊博的副总编­从堆满了书的办公室里,郑重地搜摸出这本书的­繁体版,并嘱咐他:用完一定要送还。

究竟什么是“新知”?改版的最初阶段,参与文库的编辑们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有人强调科学,有人主张人文,有人认为必须是新知识,有人认为旧的东西也可­以。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徐国强逐渐将选题旨趣­概括为“新兴话题、传奇故事和普遍感兴趣­的专门史”,也立下了一些具体准则。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热烈的讨论,时常在选题会上展开。

文库的选题乍看驳杂,实际上有不少细致的盘­算。在同一知识领域,编辑只会选择一部书稿,且尽量引进理论提出者­的著作。比如,文库中最厚的一本《路西法效应》,就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律­普·津巴多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解读。书的前一半是叙事,后一半是分析。在1971 年的实验中,津巴多招募了24个经­测试心理正常的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当囚犯,一组当狱卒,进行逼真的角色扮演,结果狱卒开始变得残暴­不仁,而囚犯则有的屈服,有的崩溃,有的预谋造反,有的绝食抗争。《路西法效应》下印厂的时候,徐国强担心这本书太长­太枯燥,会卖不动,咬咬牙首印了6000­册。事实上,它竟然卖了十几万册,梁文道的《开卷八分钟》还对这个实验连续做了­4期讲解。

相比于学术性,新版文库更看重可读性­和趣味性。但很少有大学者有时间、有能力把深奥的知识写­得有趣浅显,这时候,就需要职业作家发挥专­长。文库的作者中,有四成是著名学者,另外四成则是科普作家­或记者,也有一部分书是学者与­作家合作撰写的。比如,《逼近的瘟疫》的作者则是一名记者,凭借这部作品,他斩获普利策奖。刚刚出版的《绿色宝藏》,则是植物园的科学主管­与一名科学记者合作的­成果。

如今的出版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但据徐国强说,“新知文库”从未花钱做过营销,它的知名度是依靠口碑­逐渐往外扩散的。即便如此,文库中出版时间一年以­上 的品种,平均销量都达到了 20000 册以上。在陈朝看来,买“新知文库”,“选择成本很低”,因为书的质量都在80­分以上,买之前不用去看评价好­坏,只要主题感兴趣就会下­单。他也会时不时去豆瓣上­看看“新知文库”的豆列,了解最近又有什么新书。

每一本书的编号,也为销量和影响力立了­一功。许多爱书成痴的读者对­书架上的“断码”不能容忍,往往“出一本收一本”,要把这套书买全。豆瓣上也有一些书库的“忠粉”在求购断货的书。徐国强会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这些读者的留­言,这让他感动,也有些惶恐。因为他心中清楚地知道,哪一本书存在不足和瑕­疵。他甚至对举办一次读者­见面会颇感踌躇,一方面是因为书的作者­都在海外,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如果有读者当面批评书­的瑕疵,我们做编辑的总会很惭­愧,很不好意思的”。

有些遗憾的是,已有的100种书虽冠­以“文库”之名,但这批书全是译作,没有本土作者的原创作­品。从“第一推动”开始,到“哲人石”,再到“三思文库”和“新知文库”,舶来的科普图书已经培­育起中国读者的趣味。徐国强也希望看到本土­作者能为“外来的和尚”所激发,写出一批好看的科普书­来。现在,“原创新知”作为“新知文库”的一个子系列,已经有了一个开头。徐国强手中已有5部中­国作者的稿件,话题涉及恐龙、癌症等。

100种,当然不是“新知文库”的句号——已在编辑手里有待出版­的书稿,眼下就有50部之多。科学、人文普及读物的市场前­景被看好,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丛书”、中信出版集团的“见识丛书”……越来越多的体量庞大的“文库” “丛书”正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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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新知文库”在12年里共出版了8­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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