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月发给你1000美元，而且啥也不用干……

俞冰夏/文

近年来西方有头有脸的社会人物最爱讨论的社会经济模式是“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给每个公民一辈子发固定月薪。这种“全民低保”，不像目前存在的低保和其他面对低收入者的福利项目一样有资格审核要求，不需要向复杂的社会服务官僚机构申请，也不管你怎么花，旱涝保收，无忧无虑。以美国为例，目前舆论共识是一个月1000美元上下，也就是刚好与美国官方划的年收入12000美元贫困线一致。我们最犬儒的中国人听到这里可能扑哧一笑——竟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达到全民脱贫的方法。

听起来确实像个计划经济乌托邦，支持者的数量与跨度却令人惊奇，从左翼社会主义者到硅谷各路神仙再到右翼自由主义者，然而支持的理由各不相同，幻想的图景也各不相同。左翼希望通过全民基本收入保障社会福利并降低贫富差距，让所有人达到基本温饱与尊严；右翼则认为用基本收入取代效率低下的政府福利系统，反而既能省钱，又符合他们“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习惯性假装理想主义的硅谷大亨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则一如既往地务实：就他们的预测（以及很多人早已开始的恐慌），机器与人工智能将会取代大部分现有工作，大规模失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同样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伊隆·马斯克去年在世界政府峰会上公开发言，认为20年内失业率将高达12%～15%，用他的话来说：“我觉得没有选择。我认为这是必然。”因此，与其坐等硅谷像当年把大量工作往第三世界外包的工厂主一样，被当成全民公敌人人喊打，不如早早摆正姿态，说服政府用“全民基本收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

如果我们把三种幻想叠加一下，竟然能得出这样一个未来经济模式：机器人勤勤恳恳，

《给人民发钱》

人民旱涝保收，政府精简高效——简直是个（有点像骗人的）神话。

回到现实，所有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意识形态问题。我们中国人过去一百年内把几乎所有经济制度全部就地实验了一遍，从左到右转换得字面意义上游刃有余，可为明证。美国记者安妮·劳里（Annie Lowrey）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新书，书名响当当就叫《给人民发钱》。安妮·劳里是更有名的美国政治记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的妻子，克莱因则是民主党政治机器、80后新生代意见领袖中的代表人物。与其说《给人民发钱》真的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倒不如说这本书在为民主党政策平台提供实证物料。劳里本人是《大西洋月刊》负责报道经济政策的记者，并非经济学家出身，更善于周刊杂志的非虚构叙事文体，这也是为什么全书一直到最后一章才开始 讨论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每人每月1000美元，这笔巨款到底从哪里来？

《给人民发钱》从所谓的“技术失业”讲起。劳里作为记者到底特律参加北美国际车展，目睹最新一批无人驾驶汽车。很容易从中找出对比。底特律这座大名鼎鼎的“汽车城”，短短几十年内，部分因为汽车制造的高度自动化，而成为美国最穷、失业率最高的城市，没有之一。毫无疑问，无人驾驶汽车将会威胁到所有与开车相关的工作。在技术革新的历史上，这样的“技术失业”十分普遍，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硅谷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是宛如工业革命一般重大的现象级危机。AI不但会下棋，也已基本能进行对话，甚至Facebook实验室里的ai还学会了自说自话——这意味着大量前台、客服之类的工作会被取代。如果说这些还是低级工作，那么IBM的技术已经能替医生诊断病情，彭博的机器人已经会写稿，再这样下去，很显然，在机器自学能力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程序猿”自己的工作都很难保……

AI是否真能取代大部分工作目前尚无定论，但硅谷不断对外传播的意识形态信号很重要——普通人类每天都在贬值。人类倘若必须跟机器竞争上岗，想必是比不过的。“旱涝保收”与其说是基础福利，不如说是救济金。劳里提到的硅谷人物当中，只有比尔·盖茨说了句公道话：如果员工拿工资要交所得税，那么是否机器上岗也一样该交税呢？

《给人民发钱》的前提是技术失业大潮即将来临，但劳里对这个问题本身的兴趣不大。全书大部分章节，讨论的是美国左翼当下关心的核心政治问题：福利。为什么美国福利系统如此卡夫卡式地繁复冷血？以及，为什么美国人接受不了福利社会？劳里用的是半田野调查半理论研究的手法，一方面跟踪调查一些贫困家 庭与个人与福利系统打交道的过程，另一方面则设法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源头当中寻找答案，得出的当然是民主党政治平台上常见的那些结论。如果要总结，劳里认为美国福利系统的程序复杂、效率低下、自相矛盾以及对穷人的歧视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设计为之，这来自于清教徒文化笃信“勤劳即是美德”以及托克维尔等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契约”的认识，认为“工作”才是幸福的源泉，而非享乐。劳里颇为幽默地引用了早期某个不知名维也纳移民的话“：仿佛整个美国是间巨大的车间，门口写着几个大字‘：闲人勿扰’。”

文化上的原因解释了一半，剩下则是政治上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劳里引用了一份研究，认为福利制度相当健全的欧洲与美国其他方面的区别是微小的，唯有一条——美国的种族问题远比欧洲严重。大部分需要接受社会福利的是有色人种，以至于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几乎无法避免，这也导致大部分美国人对福利的态度非常负面。至于性别，美国也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带薪产假的国家，育儿方面的社会保障同样很少，劳里像当下很多美国左翼一样，将其归咎于父权社会的逻辑。

《给人民发钱》是本针对在经济问题上特别敏感的大众读者的读物，劳里也点到了很多美国日常生活当中的痛点。具体针对“全民基本收入”已经在世界各地开始的实验，劳里的叙事反而有些潦草。目前这方面较为出名的实验，是美国一家慈善机构在肯尼亚赤贫村庄进行的，慈善机构每月给每个村民发2250先令（22美元），并会持续12年。劳里曾去肯尼亚实地采访，但实验毕竟才开两年不到，规模小，又是在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很难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论。另外一些在欧洲国家进行的实验，劳里并没有很详细地描述，这也与实验的规模至今不大，以及用来判断“成功”的变量实在模糊不清有关。很显然，劳里很清楚“全民基本收入”真正实现遥遥无期，但以此反问当下的福利政策却是有效的。她承认：“‘全民基本收入’不只是经济政策，它是一堂课也是一种理想。”

梦做得差不多以后，还是不得不回到那个问题，钱到底从哪里来？“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像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一样，没吃两口就吃完了？劳里同样一次也没有提到几乎必然会出现的通货膨胀钱不值钱的问题，反而认为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货币政策而非税收来解决一部分“买单”的问题。

她做了道简单的数学题：假设取消除退休金以外所有现有的福利政策，并给每个退休年龄之前的人一个月发1000美元的话，一年需要1万亿美元——如果增加金融交易税、提高最高收入档的所得税，再提高遗产税，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这道数学题做得太简单，与现实当然差距很大。另一种方式则是所谓的“负所得税”，不但不向低收入者收税，反而由政府补贴收入。这种方式隐患更大，既鼓励隐瞒收入，又击中了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的美国人最不能接受的“财富重新分配”。

还是那句话，经济问题都是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甚至关于福利的讨论，至少在美国国情下，全部卡在意识形态上。普通美国人对福利社会与高税收的消极怀疑态度，使得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讨论阶段。而在其他一些社会契约精神更强的国家，“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热门设想的未来不仅可期，也很可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Give People Money：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 Revolutionize Work， and Remake the World》）安妮·劳里（Annie Lowrey）著Crown 201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