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下发重磅文件“拆弹”地方隐性债务
记者 陈益刊 发自武汉
对于中国经济可能的“灰犀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防范化解进入高潮。
由于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增长较快，中央三令五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与此同时，关于今年中央将出台重磅文件防范隐性债务风险的消息也随之传出。
近日，湖北省、甘肃省和河南省等多个地方政府公开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下称《意见》）精神——这意味着，中央的这一重磅文件已出台。东北某省和西南某省的两位地方政府人士也分别向第一财经记者确认收到《意见》。不过截至发稿，国务院尚未公布《意见》全文。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中央出台了隐性债务防范化解这一最高级别文件，意义重大，将加大地方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力度，重塑经济活力，让经济运行更有效率，这其实也是一种积极财政政策。
此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央层面很快下发关于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文件，其中将统一隐性债务口径。由于隐性债务有了口径后还是容易被一些地方规避监管，因此对隐性债务的认定将实行穿透式，实质重于形式。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或正在摸清当地隐性债务规模。部分地方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统筹政府收入、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来化解债务风险。
剖析隐性债务
为了摸清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先后进行清理甄别政府债务。2015年之后，地方政府举债只能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务逐步显性化。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达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100%），显性债务风险安全可控。为了控制债务规模，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施行限额管理，设立债务“天花板”，2018年限额约21万亿元。
不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让人担忧的是显性债务之外的隐性债务。
近些年，一些地方官员过度举债谋“政绩”，超出财力上项目，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基于业绩考虑也为地方违法举债提供“弹药”，助推了隐性债务的规模增长。
目前的隐性债务规模究竟有多大，无人知晓。但官员、学者的普遍观点是隐性债务规模大、增长快，风险不可小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显性债务，而水面下的就是隐性债务。隐性债务的危险性不言自明。”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李盛霖在去年底人大常委会上说，从总的情况看，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在可控范围内，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隐性债务的风险。一是规模比较大；二是隐性债务集中在市和县两级；三是部分隐性债务对应的资产变现能力不强。
近期多个地方披露的隐性债务规模均不小，是当地显性债务规模的30%~360%。
比如，合肥市审计局近期公开披露，截至2017年末合肥市级隐性债务规模为475.38亿元，占当地政府性债务（即显性债务）比重约为72%。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公布数据称，截至2018年5月底，当地隐性债务（银行贷款）规模达24.18亿元，远超2017年底当地政府性债务余额6.72亿元，隐性债务占显性债务比重近360%。
虽然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但像合肥市级财力较强，算上隐性债务后的政府债务率低于67%，远低于100%的国际警戒线，债务安全可控。但财力较弱的黄南州则坦承，债务规模与自身财力不匹配，债务负担沉重，债务风险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