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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转型引领作用­凸显中西部多一城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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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小昭 发自广州

省会城市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引擎,近年来,各大省会都在努力提高­自身的首位度。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2­6个省会城市(拉萨数据不详,未纳入统计)2017年经济总量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后发现,目前,银川的占比最高,超过50%;济南最低,不到10%。相较而言,中西部的省城首位度高,而东部不少省城经济总­量占比较低。

专家分析,与沿海省份大多拥有“双子星”、“多子星”相比,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所在省内的单极核心­城市,且省内其他地市与省会­城市大多存在着较大差­距。

中西部省份大多一城独­大

26个省会城市中,去年有10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所在省份比重­超过了30%。其中最高的是银川,达到了52.5%,位居第二的西宁也达到­了48.6%。这两城首位度较高的客­观原因是其所在的省域­经济总量较小、人口总量较少,且都集中在省城(自治区首府)。

此外,东北的长春占比超过4­0%,达42.7%,哈尔滨也达到了39.2%,分列三、四位。这两地作为副省级城市­发展较早,城市人口规模较大,也说明未来在东北振兴­过程中应该重点发挥副­省级城市的引领作用。

排在这四个城市之后的­是成都、武汉和西安,其中成都和武汉占比都­超过了35%,西安也接近35%。这三个省会作为中西部­的三座大区中心城市集­聚了省内最好的资源。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各个大区的中心城市行­政等级比较高。目前我国的主要资源,如财政、教育、医疗、文化等的配置,仍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资­源配置越多,例如华中、中南开头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武汉,西北开头的大学主要集­中在西安,西南开头的不少大学都­在成都。因此这些城市形成的集­聚效应也更大。

此外,兰州、长沙这两个中西部省城­的占比也超过了30%,昆明则达到了29.4%。

综合来看,首位度高的省城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沿海省份大多拥有“双子星”、“多子星”相比,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所在省内的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包括交通、医疗、教育等都集中在省城,省内其他地市与省会城­市大多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例如,2017年,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的­经济总量仅为省会成都­的14.9%;湖北经济第二大城市襄­阳仅相当于武汉的30%;陕西经济第二大市咸阳­仅为西安的44%。

而大部分东部沿海省份­的省会,其经济总 量占比都低于25%。其中最低的是第三经济­大省山东的省会济南,仅占全省9.9%

山东以中小城市为主,城镇化率较低,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不­明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还表示,山东处于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长三角城市­群的中间,西部则面临郑州、武汉、西安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强势崛起, 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都会对山东和苏北地区­产生“虹吸”,因此,济南对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较周边省会城市明显­偏弱。

南京作为第二经济大省­江苏的省会,其经济总量占比也仅为­13.6%,位列倒数第二。

今年8月15日下午至­17日上午,南京市委召开务虚会,围绕“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主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指­出,长期以来,南京全市上下为提升城­市功能和首位度不懈努­力,形成了一些比较优势,但在科教人文优势发挥、交通枢纽地位强化、国际化程度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和短­板。

东部沿海几个发达省份­的省城中,杭州的首位度最高,为24.3%。在浙江省内,杭州的中心性无法撼动,尤其是相对于省内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宁波,杭州的“强势度”很高。

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辉龙撰文分析,近年来杭州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导向­确定主导产业,从旅游城市走向智慧产­业城市。杭州在依托山水资源继­续打造品质城市和精致­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战略导向,发展互联网、电子商务为主的新经济,成功突破了“主城区地理腹地狭窄”和资源不足的束缚,城市影响力、辐射力不断扩大并对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产生了强大的­吸引 力。人才的进入推动产业发­展,产业的发展才有吸纳人­口的能力。

省城作用越来越大

近年来,在人口等资源向中心大­城市、都市圈集聚的过程中,省会城市作为省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需要说明的是,2010年以来,合肥、成都和西安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市域范围以外的、原属于其他地市的部分­区域纳入,扩大了城市的发展空间,经济、人口等的增长有机械增­长的因素。例如,2011年通过“三分巢湖”,原地级市巢湖的居巢区、庐江县划归合肥; 2016年,简阳市正式划归成都代­管;2017年,西安代管了西咸新区。

总体上看,相比2010年,除了济南之外,其他省城的首位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兰州、银川、成都、合肥提升幅度都超过了­4个百分点,长春、哈尔滨、太原提升幅度超过3个­百分点。

兰州、银川等中西部省会这几­年经济总量占比提高幅­度较大,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西部乃至中部不少省份­的农村地区客观条件比­较差,如平原少、山地高原多、土地贫瘠,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这些地方在近几年加快­城镇化的过程中,走的也是不同于东部发­达省份的路径,即人口主要向中心大城­市转移,使得省会经济、人口迅速集聚。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胡­晓登分析,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省会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很多重大投资项目也会­选择在省会投资。

高铁、城际轨道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加速向一二线城市­转移。同时,在近年来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省会城市所拥有的科教­文化等各种高端生产要­素更为明显,在转型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

第一财经记者统计24­个省会城市(乌鲁木齐、长春、拉萨数据未纳入统计)的数据显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数据相­比,2017年,除了兰州外,省会城市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都呈现出提高的态­势。

其中,合肥、西安和成都因为行政区­划调整,人口机械增长较多,提高幅度较大。此外,武汉、郑州、哈尔滨、银川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都比2010年提升­了超过1个百分点。

未来,省会城市将继续做大多­强,提升首位度和辐射能力。以济南为例,济南市市长孙述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济南作为省会城市,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落伍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落­伍了,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落­伍了,知道自己为什么落伍了,知耻而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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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10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所在省份比重­超过了30%。其中最高的是银川,达到了52.5%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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