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美国都从“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只有“我”的社会
记者 孙行之 发自上海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以及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的资深顾问，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是一个标准的美式精英。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精力旺盛。每到公开场合，他都会穿上质地精良的黑西装，一派名教授风度。在北京的公开演讲中，现场两位翻译同时上阵，都跟不上他的节奏。这位77岁的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每说起自己的研究，都是滔滔不绝，条理分明。
一如其笔尖洋溢的亲和力与开放性，帕特南是一个充满活力、善于社交的人。握手送别了几拨采访者，他依然精神饱满，还很仔细地为记者在书上签名。年近八旬的他，玩起来也是毫不含糊。在北京，他背着沉重的相机，一口气逛了颐和园、什刹海、潘家园和798艺术区。在胡同里穿行时，他尤其喜欢观察普通市民的生活，还拒绝了朋友请他坐三轮车的建议。在798，他也有所斩获，买下了一幅描绘江南水乡、看上去水汽氤氲的油画。
帕特南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克林顿港，家境平平。他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许多人上街游行、演说，抵制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帕特南也是其中一分子。
60年过去，呼唤社会平等的热情依然如野火般在他身上蔓延，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被表达。“当年，有几十万人和我一样上街游行。我并不觉得当时的自己是激进分子，如今坐在书斋里的我才是。”
1950年代与2010年代的美国
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位出生于平民家庭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讲席教授，是“美国梦”的坚定信奉者。他曾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但在着手一项从自己家乡出发的调研之后，这个看法被扭转了。
他把这一研究写成了新作《我们的孩子》，并于去年出了简体中文版。书里收录了美国各地100多位年轻人的成长史，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直至21世纪。帕特南和他的团队追踪了这些人的命运走向，细致记录了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是如何铺展人生的。
阶层分化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相关研究也有很多。这本书的特点在于，提供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并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次，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通过这些，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变得易于触摸。它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父辈的地位差距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孩子们的生活中，最终将穷孩子和富孩子牢牢分隔在两个世界。
分隔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逐步加剧的。那些1950年代生活在克林顿港的工人阶层的孩子们，包括帕特南自 己，还有很大机会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可到了21世纪，成功对穷孩子来说已经遥不可及。
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帕特南的同学，那 位出身工人家庭的唐，家境贫寒。父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时刻敦促儿子上大学。为唐提供人生道路指引的，还有社区的教会。一位牧师时常指点唐，还推荐他上了大学。后来，唐 也成了一名职业牧师。
他的另一位同学弗兰克，出生在大富之家，从小就被严格教育“不可炫富，要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弗兰克没有因为家庭享受什么特权，且资质平平，在父母的资助下，上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退役后做了25年编辑。家族财富让他不至于伤痕累累，但也没有让他一飞冲天。
对一个美国平民家庭的白人男孩来说，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帕特南高中班级里，将近3/4的同学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父母。而且，出身平平的孩子反而比家境优渥、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取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成就。
可5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因为许多工人父母的境况恶化，穷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都开始快速衰退。不少孩子早早辍学，打架吸毒、性格暴戾，前途一片黯淡。但很明显，错并不在孩子们自己。在他们的故事里，总是充斥着贫穷、匮乏的教育资源、家庭暴力、冷漠的社区、坐牢或是频繁结婚的父母。而另一边，被高高的围墙围起来的中产和富人社区里，诞
与许多欧洲同行不同，帕特南并不以构筑一个深刻或完整的理论见长，而是以贴近现实的关切、详实的调查和精到的论述打动人心。或许也正因如此，这位政治学家的著作总是能够深入普通人，还直接激发了美国草根运动的勃兴。
“我这些年的学术著作，其实都是在呼吁美国人能够重拾一种集体感。”在北京的一次讲座中，他如此总结。
帕特南不止一次回忆起这样的细节。小时候，妈妈常把“我们的孩子”挂在嘴边。“我们的孩子”并不单指帕特南和他的姐妹，而是指镇上所有的孩子。但是后来，他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孩子”了，人人都只说“我的孩子”，“整个美国都从‘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只有‘我’的社会”。
在《我们的孩子》末尾，他呼吁美国人重归社群主义传统，担负起照顾别人家孩子的责任。他还提到，即便是站在自利的角度，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义务，“因为我们和穷孩子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帕特南的成名作《独自打保龄》今年8月又出了一个中文版，这本书更是直接讨论美国社会的公共参与。保龄球是一项常见的运动，打保龄球的美国人甚至比参加大选投票的人还多。人们对保龄球的热爱从未消散，但打球的方式变了。过去大家总是成群结队去打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喝很多啤酒，吃很多零食，这对产业发展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人不那么容易孤独，社会参与感也强了。可进入 197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自打保龄球。
独自打保龄，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帕特南发现，美国人宁可独自运动、上网，也不愿意走到人群中，参与集体活动的热情逐渐冷却。这不仅发生在休闲活动中，也发生在教会、工会、社区互助组织甚至工作单位里。社会资本的流失，不只让社区的温暖和可爱褪色了，也给经济、民主甚至健康带去了不好的影响。
就如很多人对中国人“搞关系”那一套多有诟病，被理解为人脉资源的“社会资本”也可能带来不公平，这引起学者们的疑虑。但帕特南的数据统计表明，对重建“社会资本”的疑虑完全没必要，因为“在几乎整个20世纪里，社会资本和经济平等都是共进退的”。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