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济开放与改革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全球化就是当今的世界大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到 2017年末，跨国贸易已经占了全球GDP的33％强。跨国公司是这次全球化高潮的主要推手，约70％多的跨国投资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三分之二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应该包含三个方面要素：一是世界各国经济的互相联系、贸易和投资的互相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从边境政策到财政、金融、投资等宏观政策，不断开放并渐趋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主要大国国内宏观政策外溢的协调，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很显然，这三要素既验证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又揭示了实现命运共同体需要每个国家让度一定的政策与法规，以顺应并遵循共同制定的多边规则。单一强调本国利益第一，对业已达成的多边规则置若罔闻，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若多边的每一个成员都效仿这种单一行为，则支撑全球化的多边规则将彻底瓦解，全球化将严重倒退。
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由于国内政权更迭，中华 人民共和国用了十五六年时间，与上百个世贸成员及多边组织谈判，做出了开放市场的重大改革和让步，才于2001年秋末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17年来，中国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入世三大承诺，大规模清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其中中央政府清理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19万多件，并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合法审查机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顺应世界大势的重大举措，也承受了巨大压力。
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努力，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进出口贸易居世界首位，境外投资也跻身于世界前二，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扩大开放才能更好顺应世界大势，只有深化改革才能确保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应是我们总结40年之经验，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局面的基本方针。
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开放度相对于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还是不够的，尽管基于国情和发展阶段，入世以来我们一直审时度势地在多双边领域积极开放市场，近几年更是实行自贸试验区和降低进口关税等单边主动开放。作为世贸组织大家庭的任何一员，对中国有进一步开放的要求，我们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在无论多边、诸边还是区域、双边范畴开展可行性 研究。我们对他国的进一步开放也有深深的期盼。但是世贸组织公平和非歧视原则必须坚持，所谓的“对等开放”是和世贸组织成员互享最惠国待遇原则相悖的歧视性做法。如果因此采取单边行动，以国内法律施以霸凌欺压，更是践踏国际准则而不可接受。
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在赢得超额利润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产能过剩，甚至造成母国小微企业破产和产业工人失业。因此，即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出现分配不公、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尤其是当金融全球化出现之后，华尔街的问题扩散到全球其他金融中心，市场容易产生泡沫，高杠杆会带来系统性风险，缺乏透明度又削弱投资者信心，政府既要允许金融资本自由进出，又要保持其货币价值稳定，危机往往难以避免。全球化的根本弱点在于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当国家主权与全球市场经济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迄今为止的多边组织和多边协议还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将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从这点出发，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建立新的平衡，有利于各国共享中国崛起之红利。所以我们应该坚决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抵制和反对各种泛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行径。任何企图关门倒退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 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国有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我们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也有局限性和消极一面，如有加剧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有因贪婪和货币权力膨胀而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狂妄冲动，有造成和放大机会不平等的内在趋势。
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