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吃亏论”可以休矣

叶青/文

最近，有的企业经营有点困难，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在国内电商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外双重力量夹击之下，举步维艰，缺人、缺技术、缺订单。但是，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仍然是游刃有余的。

然而，有的地方往往把环保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企业发展困难都是环保“惹的祸”，因而，提“生态保护吃亏论”、“适当放宽环保要求论”的人越来越多。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日前反馈称，宁夏经信委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工业增长的负担，2017年9月以来，在开展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时，多次将一些行业增加值下降的原因归结为环境保护督察和大气污染治理。

企业家有这种想法，尚可理解；但政府公务人员有这样的想 法，确实是停留在2012年之前。十八大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事业，从而中国形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的格局。

目前，中国的污染治理虽然取 得很大的成绩，但几个方面的问题还顽固地存在：一是水污染，除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化肥的使用，更主要是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水，污染江河湖泊甚至地下水资源。二是固废污染，城镇化、生活固废垃圾产量急剧攀升，很多城市原有的垃圾处理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造成“垃圾围城”现象。三是空气污染，由于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落后，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存在，造成大量有害废气未能较好处理就排放至大气中。四是其他污染，主要为声光污染。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

提到环境保护，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经济学的名词——经济的外部性。近年来国家加大大气污染治理的系列政策，更是把这种经济的负外部性治理推向更高层面。传统工业时代，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在新经济时代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不治理环境污染，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对围墙之外的环境破坏将越来越严重。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将极度脆弱。

其实，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 短期来看，存在矛盾，但从长远看并不矛盾，而且，越早治理，成本越低，受益越大。浙江就是一个典型。在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中，北京居榜首， 83.71 分，第三是浙江，82.61 分。从GDP排名来看，浙江位于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也就是说，浙江的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都是在全国的前四名。

由于对生态问题常抓不懈，浙江经济已经从“浅绿色”发展到“深绿色”。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考察，要求浙江“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并提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浙江站在全新的起点上，更高层次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使绿水青山发挥出持续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外，还要注意考核的方向性作用。西部省份在生态脆弱的情况下也热衷于发展高污染高排放的大工业，原因在于全国考核指标是统一的。各省只能千方百计地增加GDP，才能反映自己的政绩，这对生态的破坏很大。出路在于全国分类考核。如果把全国省份分三类核算，就可以杜绝这个问题。

湖北的县域经济分三类考核的方法值得推广。新办法淡化了GDP和工业指标的刚性作用，增加了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指数等5项体现绿色发展的指标，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互联网宽带（4M及以上速率）接入用户普及率及升降幅等社会发展指标。

这种考核办法变化有很大的好处：一是由一个“冠军”变为三个“冠军”，在经济小县、生态大县，也一样可以出成绩。二是不同的“县情”适用不同的考核办法，能够保证县域经济的绿色、生态，同类的县放在一起竞赛。三是让县域经济多元发展，因地制宜。

因此，建议全国各省份分为三大类，采用不同指标进行考核。

第一类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有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

第二类是中部与东北，经济发展有潜力的区域，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考虑到京津冀的雾霾问题，也可以把河北放在此类考核。

其他西部地区为第三类，主要任务是保护生态。

如果分三类以不同指标考核，可以在三个比赛台上得出三个“冠军”，不同的省份就不会只以GDP为主要的考核目标了。（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