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M0到M2（贷款）之间的扩张，表现为从基础货币到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即贷款，这个过程有所谓货币乘数。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乘数决定了货币供给，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构成了货币乘数的关键。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过程，例如小贷公司、保理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他们的资金往往来源于商业银行表外的委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票据业务、资金拆借业务等。这个过程也有金融杠杆放大，所以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严格关注监控的方面。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体系存在着三种问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依旧存在，“利率双轨制”造成套利现象。金融系统不可能没有套利，但是如果泛滥，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属于基本面和结构性问题，通过对银行行长的指导和一系列文件，敦促银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加强放贷，固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本质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客观上资金仍然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
三是货币调控以数量调控为主，还是以价格调控为主？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会用一刀切和数量型的方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存在路径依赖的现实情况。
直接融资供给不足导致高杠杆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供给问题，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要解决的问题。资本市场将是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杀手锏，是金融防风险的关键一招。
分析一下宏观数据，2018年，在整个全社会新增融资中，83%是间接金融，即商业银行贷款和信托等机构提供的资金；17%是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里，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约占10个点。也就是说，中国去年新增融资 近20万亿元，93%是债务债权，7%是资本股权。这个比例显然是失衡的。反观美国，去年70%是股权融资，包括私募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公募股权融资，而银行债务融资和债券融资，仅占30%。
美国的企业负债只有GDP的60%多，而中国的企业负债率，加总数据是 GDP 的160%，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供给明显不足造成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大直接融资的发展，尤其是股权融资这一环，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资本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由于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占比低，中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很高。但全世界比较而言，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并不算太高，主要是企业部门债务重、杠杆率高，而企业债务这一块，解决方向就是把资本市场发展起来。
资本市场三大问题
中国发展了近三十年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资本市场存在三个功能不到位的问题。一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晴雨表功能，2000年以来，中国GDP翻了三番，各项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资本市场总量指数还是大体不变。总的来说，缺少国民经济晴雨表这个功能。
二是缺少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独角兽企业推动力不足，如果把这些功能都彰显出来，对中国经济、中国金融的变化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
三是投入产出、收益回报不到位。资本市场缺少优胜劣汰机制，以致上市公司群体存在投资回报收益不理想的问题。
资本市场六大供给
从资本市场的供给角度分析，至少有六大供给。
一是基础制度的供给，即注册制和退市制。关键的一点，要把注册制推上去，退市制必须同步推进。要把退市制作为注册制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若干年就会更新一遍，公司总量大体不变。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是资本市场晴雨表的表现，是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是资本市场的生命力所在。
二是缺少长期资金，这也是供给侧的问题。有卖方就有买方，有企业供给就有资金供给。中国的资本市场缺少长期资本，以去年为例，全年总交易量中的92%左右是 1.45 亿散户。美国相反，90%是机构长期资本，不到10%是散户，是短期资金。所以，在中国，主力投资者就是散户，即个人投资者。
有人说散户素质不好，其实不是散户的问题，是机制和制度的问题，其实是长期资本不到位的问题。长期资本不到位，当然就是短期资本为主。所以，不要去埋怨普遍性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一定和制度安排、体制机制有关，不单纯是企业经营或者投资者的素质问题。
在长期资金这个问题上，最要害的是保 险。以美国为例，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一是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二是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三是企业为职工买的企业年金。大数来看，三大保险系统的资金量有40%左右在股市中。
美国股市总市值约30万亿美元，其中9万亿~10万亿美元由三大养老保险基金持有；剩下20万亿美元中，工商企业股东层长期持有不炒作的比重有一半；剩下10万亿美元则主要是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或者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散户占比不到10%。这样的结构中，买进卖出，就是战略性的长期资本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和博弈。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的五险一金和老百姓买的商业保险都在不断增加，主要缺年金。虽然已经形成制度，但买年金的企业很少，要把这一块搞上去。为什么美国企业都为职工和高管买年金呢？除了企业管理和凝聚力外，很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制定了所谓“401K”的制度和政策，任何企业为职工买年金，企业出的钱部分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
庞大的年金资金可以到资本市场做长期投资。国际上，一般把年金的50%投资货币基金或债券，50%直接投资股票。美国人有9万多亿美元年金，就有4万多亿美元在股票市场里，还有4万多亿美元买的是债券或者货币基金。总体来说，就是长期资本要逐渐建立起来，这也是供给问题。
三是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功能。中国的证券公司一般有五个运行功能：一是经纪业务，二是自营业务，三是IPO发行业务，四是投资顾问，五是固定收益，缺少全世界投资银行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即资本的中介功能。
证券公司最关键的业务是什么？是资本的中介功能。银行是资金的中介，老百姓的钱不是银行的，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作为债务，然后做贷款；保险也是运用老百姓的理财资金，实现中介投资的功能。
中国的证券公司缺乏资本中介功能。全世界的投行在每年的季报年报里，都有其掌控和运用客户资金，实现了多大的资本中介能力。例如一个大的证券公司，有1万亿元客户保证金，客户保证金当然是客户的，不能动，但是如果跟客户协商了，形成协议，这笔资金可以根据投资银行自身的资本信用相应从表外变成投资银行表内的信用，进而发挥资本的中介功能。全世界的投行都有这一块业务，我们证券公司却没有。
中国股市有40多万亿元的市值，每天都会有十几万亿元沉淀资金，通过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建立新的投资规则，证券公司就会形成万亿级的资本中介能力，场外资金无序配资、乱象丛生等问题会得到消除和抑制。
四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产重组和回购注销、分红的制度建设。上市公司融资，一是IPO，二是再融资，三是资产重组，资产重组也能扩张资金。我们的IPO上去了，再融资功能基本没有，缺少配股、送股、定向增发、公开增发、发售、转增股等功能。往往一个上市公司上市以后，10 年、20 年没有再融资。还有资产重组、资产并购也是资本市场的一种基本制度，有一段时间封冻，现在又启动了。
上市公司还有一个经常要考虑的功能，就是回购注销。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近三十年来，中国股市没有一个企业搞回购注销、存贮或奖励，因为公司法不允许企业回购。公司法出台的时候是1990年代初，资本市场还没起来，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非上市公司来讨论的。为此，去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这个修改为资本市场今后的回购注销、存贮、奖励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于回购注销，大家往往理解为对市场护盘托底的行为。实际上，回购注销更重要的功能是一种不缴税的分红。越是好的上市公司，越是创新型的健康发展的上市公司，越会不断地回购注销，回馈投资者。
五是和我们的机构投资者有关。现在公募基金有13万亿元规模，私募基金有12万亿元，加起来是25万亿元。他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分析2018年的结构，大家一目了然：公募13万亿元，7万亿元买了货币基金，剩下6万亿元里，4万亿元买了债券，只有2万亿元买股票。私募基金12万亿元，有7万亿元还没上市企业的股权融资，而7万亿元中，又有4万多亿元是房地产；剩下来5万亿元，3万亿元买债券，也只有2万亿元在股市，所以去年，共约4万亿元在股市里。
基金公司购买货币基金、买债券的方向没错，比如美国年金也是50%买货币基金、企业债券等，但是也不能过了头，变成了百分之八十、九十买债券、买货币基金，15%投入股市。这个也要讨论，逐渐地改善，这是个基础制度的供给问题。
最后一个供给侧改革当然就是科创板。相对于A股，科创板在制度变革上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由于科技类创新企业产生的时间短，业绩不稳定，它不会像传统企业和常规企业一样，有三年五年的利润周期，但又需要多轮市场融资，所以准入门槛有所放宽。第二，市场融资一旦进入以后，融资的钱是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那这些搞科技创新的创新人员，哪怕他发明的专利值几十个亿，但是其最初的股权可能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了不得一个亿，被几十亿、几百亿一融资，按股比大小一算账，就微乎其微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有了公司治理上的同股不同权的安排，哪怕股东们占了90%多股份，在日常经营中，科技创新的带头人要有决策权。第三，允许红筹和VIE架构公司上市也是重要变革。
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和调整到位后，中国金融的三个组成部分：信贷、债券与股票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就会出现一个协调的比例。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结构是：40%是银行贷款，30%是债券，还有30%左右是股票市场和各种私募基金的股权投资，即4 3 3。当然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不太可能做到像美国那样，70%是股权、30%是债权。我们的努力方向是70%债权，这70%的债权里有40%是间接融资，30%是直接融资，即债券，还有30%是股权，这需要至少十五年到二十年时间的缓慢发展过程。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三个关键词组成：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供给侧是问题导向，分析供给侧有什么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就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体制机制的调整。结构性平衡合理是目标，即以结构性不合理的情况来发现供给侧供给的问题所在，也以结构性的系统平衡来判断改革的成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各有用处，共同形成一个体系。（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本文根据作者在由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中国金融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经本人阅定）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属于基本面和结构性问题，通过对银行行长的指导和一系列文件，敦促银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加强放贷，固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本质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客观上资金仍然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