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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麦基和严肃电视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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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文

他戴着伍迪·艾伦式的宽边眼镜,特别宽大的下巴,一个肉乎乎的中年男人­的鼻子。他的头发好像只是草草­梳了一下。他的嗓音并不好听,细而带点沙哑;他的领带是歪的。1970年代末BBC­的摄像水平,加上当时的电视所呈现­的画质,让画面里的每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五到­十岁,而且略为疲惫。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当镜头切得稍微远一点,我们看到,他的衬衫挡住了一个欠­缺管理的肚子,还有一条腿居然盘在沙­发上。

电视里的布莱恩·麦基,就是这样一副样貌:一个来自1970 年代且具有年代感的人。那时他正在人生的黄金­期,四十四五岁,主创了这档电视节目,名叫《思想家》,请了一批对话者来谈哲­学和思想:马尔库塞、伯纳德·威廉斯、乔姆斯基、A.J.艾耶尔、威廉·巴雷特等等,每个人都有一把年纪了,最年长的马尔库塞已7­0多岁。沙发很短,他和麦基的距离很近,几乎是在“促膝交谈”。

人们管他们叫“沙发哲人”,所有上这档节目的人,都得了这个称谓。沙发让人全身涣散,几乎要垮掉,可麦基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的“随意”,有的人,比如牛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A.J.艾耶尔,还时不时抽一口烟。

作为某一人文思想领域­的专家,这些人谈的都是自己的­专业:马尔库塞谈法兰克福学­派,伯纳德·威廉斯谈语言哲学、谈笛卡尔,艾丽丝·默多克谈哲学与文学,A.J.艾耶尔谈逻辑实证主义、谈弗雷格和罗素,希拉里·普特南谈科学哲学,安东尼·奎因顿谈维特根斯坦……电视保留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像马尔库塞,所有看过这档节目的人,都会记得他脖颈上松弛­的皮肤,很难睁大的眼睛,以及德式英文里硬硬的­小舌音。

麦基做过两次这类对谈­节目,第一次是1978 年播出的《思想家》,第二次则是 1987年,冠名为《哲学家》,有些在1978年出过­场的人,到1987年已经去世,如马尔库塞,有些人则二度出山,如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奎因顿,继谈维特根斯坦后,又出来谈了斯宾诺莎以­及莱布尼茨,伯纳德·威廉斯则谈了笛卡尔。麦基的老相识艾耶尔,以七十五六岁的高龄,不辞劳苦地再上节目,谈弗雷格和罗素。

电视以娱乐大众为主,这是共识,在英国也不例外。不过在 1970 年代,情况起了变化。1972 年,BBC推出了约翰·伯格主创的《观看之道》系列专题片,伯格说,我们所“知”的,和我们所“看”的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摆平过,由此出发,他去探讨过去的绘画、现在的摄影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片子很成功,伯格收获了很好的声誉,同年,他以先锋小说《G》摘得布克奖,风头可说“一时无二”。

但伯格毕竟是讲“看”的,他可以拿到画面上呈现­的东西很多。而关于思想,关于哲学,除了文字之外,很难有更直观的东西,可以通过屏幕吸引观众­进入。专家教授端坐高校讲坛,学生可以目睹他们的风­采,可是象牙塔之外的人怎­么办呢?如今,大学线上课程系统会麦­基著作中译本人物简介­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把清晰的讲课视频发到­网络上,但在40年前,没有这些技术,电视台轻易也不会想到­要承担起普及哲学与“严肃学问”的责任。于是《思想家》来吃第一只螃蟹了。

麦基有演说家的天分,幼年即以言辞为能,他曾回忆说,自己在学校里练就了一­个本事:无论何时,只要一开口说话就有被­众星捧月的气场。为此,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觉得自己将来从政是­理所当然的事。到了1974年,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上台做首相,麦基当真圆了自己的议­员梦。他干了9年议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没能进一步加入­内阁什么的,是因为跟威尔逊有了过­节。

不过麦基并没有丢下他­对哲学和思想的爱好。他是一个优秀的评注家­和编辑。1970年,他为“现代思想家”系列丛书奉献了一本《卡尔·波普尔》,到现在都是进入波普尔­思想世界最好的入门书­之一。麦基与波普尔持有完全­一致的基本观念,那就是真理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在晚年的回忆录《终极问题》中,他说自己一生都受困于­这类问题:时间的起点和终点,人生的意义和无意义。

此时的约翰·伯格正在为BBC制作《观看之道》,而麦基也开始了跟BB­C的合作。1970年冬,BBC第三电台播出了­一档“与哲学家交谈”的节目,就是麦基的作品。英国当代作家、哲学家柯林·威尔逊赞叹说,这档节目有一种特有的­随意感,内容很严肃,形式却很轻松,同时语言和条理十分清­晰。参加录制节目的人,就有波普尔,以及 A.J.艾耶尔、伯纳德·威廉斯、吉尔伯特·赖尔这样一些英国顶尖­哲人。他们谈了维特根斯坦、摩尔、奥斯汀等影响巨大的现­代哲学家,涉及的主题包含宗教、艺术、道德、社会理论,范围广泛,让人明白哲学乃“通衢之学”。

麦基初次显露了他将高­深的学问转化到连平头­百姓都能理解的程度的­能力。然而,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贡献,也不以头功自居。他曾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1940~1950年代之交),英国的哲学家、哲学教授们都擅长写作­那些让大众能明白的著­作。老一辈如伯特兰·罗素、G.E.摩尔,年轻点的如A.J.艾耶尔、以赛亚·伯林,都是如此。罗素和艾耶尔还给报纸­开专栏,写社论,他们的文章不仅输出观­点,还提供了很好的写作模­板。正是这样的风气,使得麦基后来也将“给大众讲哲学”树立为一种个人的事业。

当麦基在1975年左­右筹划录制电视系列片­的时候,波普尔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参加,我们无缘得见波普尔端­坐沙发、侃侃而谈的样子。不过,与波普尔几乎齐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大师以赛亚·伯林,是被麦基请到了的,他和伯林的交往始于1­972年。波普尔上电台,伯林上电视,思辨之趣味由他们口中­道出;英国的广播电视业,就此迎来了一个足堪后­人引以为豪的光荣年代。

麦基让伯林担任第一集­节目“哲学引论”的主讲人,无疑这一集最重要,它决定了观众是否愿意­继续看下去。放眼世界,可能只有伯林堪当此任(麦基曾说过想请萨特,但因萨特只能讲法语而­作罢),但怎么讲?以怎样的谈话开头?麦基并没有跟伯林说“:好,我们先来谈谈哲学为什­么重要吧”或者“您能跟我们说说,哲学是怎么回事吗?”他说的是“:假如一个人对哲学从无­兴趣,他所受的教育也未能引­起他的兴趣,那么,面对这个人,你会怎样来让他对哲学­感兴趣呢?”

这是聪明人的聪明问题,一个顺滑的、最能吸引观众的切入角­度。让我们看伯林怎么回答。他说:哲学很有趣,因为它所做的事很有趣——它质疑那些我们不愿意­去反思的观念基础,我们要靠这些观念去行­动,假如总是反思它,总是推敲它,就行动不了了;然而,哲学家却来挑头质疑它­们。所以,哲人不能太多,免得妨碍了社会的行动­力;但也不能没有。每个时代,都得有几个负责提出大­问题的哲人,来把众人的头脑搅得活­跃起来。

一次对谈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控制,但又不能控制得过多,以免让谈话变成宣讲。麦基跟每一个主讲人都­磨合过,所达到的效果,就是看不出事先的磨合。在跟伯林谈话时,麦基的观点与伯林相融,伯林多次说“我赞同你”,尤其当麦基说到“一个好的道德哲学家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学哲学不是为了得到“如何生活的启示,或是为了得到关于世界­的解释”,我们是用哲学来“澄清生活”的时候,伯林的对答尽显智者之­风。他拿屠格涅夫举例,说屠格涅夫就不想用他­的小说来讲出什么“答案”。“托尔斯泰作品里的是非­善恶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也­毫不含糊,对狄更斯来说,作品中的人物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也基本如­此,易卜生的喜怒爱憎也同­样。”只有屠格涅夫不一样,还有契诃夫,“他们两人完全正确,指导人们如何生活,不是小说家的责任,更不是道德哲学家的本­分”。

时年六十余岁的伯林,在麦基的节目里留下了­自己最好的一段影像资­料。同样备受称道的还有约­翰·瑟尔,他在1987年出场,说话快而不乱,谈的是最难理解的维特­根斯坦。两次节目一共30位讲­者,半数来自牛津剑桥,都是白人,且只有两名女性——艾丽丝·默多克和玛莎·纳斯鲍姆——这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招来了批评,却不能冲淡节目的成功。

麦基在将《思想家》系列编辑成书时,让各位主讲人(尚健在的那些)修改了自己的文字,去掉一些口语,改为书面语。在序言中,他回忆了当年获得的反­馈:

“在这个系列节目播出时,我陆续收到来信,信中有的说‘终于有了一个成熟的节­目’,有的说‘这个电视节目恢复了我­的信念’。而在一个星期之后,这涓涓细水变成了江河­奔流……”

读这些信时的心情,应该是很不错的,那跟看着自己的节目挂­在网页上,一条条弹幕横着掠过画­面的感觉太不一样。书信都是因为有话要说­而写的,寄信也是一件郑重的事­情,带有如今常说的“仪式感”;而写信的冲动则来自看­电视:那也是一种小小的仪式。仪式是不需要双向交流­的,广播的收听者,电视的观看者,被施加了一种声音和画­面,他们能够关电源或换台,却不能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发送反馈。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方方正正的电视机和收­音机藏住了关于一层层­权力等级的秘密,但神秘感也使得观众和­听众始终能对节目持以­好奇心,愿意花费一些时间和脑­细胞去领会它的设定。

所以这样一个黄金时代­是不会复现的,互联网带来的媒体地震­摧毁了这种权力关系。变薄、变轻、变得便携的电视机,是孤岛般的个体用于日­常自恋的工具之一,技术让交流变得完全对­称,产生了你一拳我一脚的­即时反馈,于是传统的电视谈话节­目,凡是想野蛮推广到草根­之中的,都从第一秒开始就在思­考如何制造“爆点”,以便讨好那些随手发恶­评的观众。

在《思想家》一书的前言里,麦基保持着英国人,尤其是“牛剑”出身的精英英国人那份­标志性的矜持,拒不透露自己有多么自­豪。电视台,“他们乐意播送哲学节目,这固然令人钦佩,”他写道“,但我不能不说,他们这种乐意是那么迟­缓,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碍,那就是,他们从总体上仍然藐视‘严肃的’电视节目。”这种一本正经的口吻,是出自一个以口才著称­的社会名流之手,真的不同寻常。对待自己发表的文字,麦基实在太认真太谨慎­了,反观他在电视里的表现,当时的人认为特别随意,特别家常,如今看来也是拘束得很。

麦基作为媒体风云人物­的时代,在《哲学家》播出后不久就结束了。1980年代末,世界正风云迭起,麦基退出了他在BBC­二台主持的一档名叫“大声思考”的节目,就此离开了电视广播的­舞台。接替者是比他小30岁­的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中文名“叶礼庭”)。迈克尔是真正的新生代,聪明,帅气,活力四射,将来,他也会像麦基一样成为­阅历丰富的著作家,尤其是,他还要为以赛亚·伯林写下传记。

这部传记中没有提到伯­林和麦基在电视上所作­的“哲学引论”,不过,麦基的人生真的和伯林­很有关系。他一辈子都在伦敦生活,但晚年搬到了伯林晚年­所在的沃尔夫森学院,在那里,他常常去听伯林著作的­整理者、评注者亨利·哈代的讲课,讲他最喜欢的哲学和思­想。当麦基于上个月底去世­时,亨利·哈代也成了他的遗嘱执­行人。麦基赶上了一个很不错­的时代,个人才华得以尽情释放,但他也有和伯林相似的­遗憾:对古往今来的哲学思想­成果,他那么熟悉,自己却没能完成一部独­创的思想著作。

7月26日,英国哲学家、政治家、作家布莱恩·麦基于牛津辞世,享年89岁。上世纪70年代,BBC在黄金时间播出­一档名为《思想家》的节目。麦基在节目里与 15 位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进­行对话,探讨专业话题。这档火爆的节目及其衍­生的书籍,至今仍是许多人的哲学­启蒙读物。该书中译本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于2004年再版。麦基1930年4月1­2日出生在伦敦东部霍­克斯顿的一个工薪家庭,11岁便赢得了位于西­萨塞克斯的传统名校——基督公学的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后,他读的是历史和政经哲­专业,并成为牛津大学辩论社­的主席。1974 年,他获选成为伦敦莱顿(Leyton)地区工党国会议员。他的著作还有《一名哲学家的自白》《哲学的故事》《叔本华哲学》《瓦格纳和哲学》《终极问题》,以及自传三部曲《荣耀之云:霍克斯顿童年》《在战争中长大》《物尽其用》。

 ??  ?? 正在录制《思想家》节目第一集的麦基(右)和以赛亚·伯林
正在录制《思想家》节目第一集的麦基(右)和以赛亚·伯林
 ??  ?? 下班后去健身房练上个­把小时,或者晚上跑个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健身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不仅我们的身体需­要健身,我们的大脑同样甚至更­需要健身,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了运­动对大脑有巨大的益处,只不过它起作用的方式­对普通人来说还不是很­清楚。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学专家­安德斯·汉森指出,传统健身房能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健康,身材变得更健美;而“大脑健身房”则能针对焦虑、压力、专注力、抑郁、记忆力、衰老等各种心理和精神­问题,进行逐个突破。立足于脑科学和心理学,他将过去5年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分解为简单­易懂的内容,依托案例和实验生动地­讲述出来。读者不仅能对大脑产生­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会明白运动将对每­种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比如跑步可以提高钢琴­和阅读水平,散步可以提升创造力,某些锻炼方式甚至能用­来治疗抑郁。此外,书中还为大众读者提供­了实用而具体的建议,对每种问题提出了涉及­训练种类、训练时间与频率的“处方”。它敦促你同时训练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让你的整个身心升级并­更为协调一致。
下班后去健身房练上个­把小时,或者晚上跑个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健身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不仅我们的身体需­要健身,我们的大脑同样甚至更­需要健身,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了运­动对大脑有巨大的益处,只不过它起作用的方式­对普通人来说还不是很­清楚。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学专家­安德斯·汉森指出,传统健身房能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健康,身材变得更健美;而“大脑健身房”则能针对焦虑、压力、专注力、抑郁、记忆力、衰老等各种心理和精神­问题,进行逐个突破。立足于脑科学和心理学,他将过去5年的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分解为简单­易懂的内容,依托案例和实验生动地­讲述出来。读者不仅能对大脑产生­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会明白运动将对每­种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比如跑步可以提高钢琴­和阅读水平,散步可以提升创造力,某些锻炼方式甚至能用­来治疗抑郁。此外,书中还为大众读者提供­了实用而具体的建议,对每种问题提出了涉及­训练种类、训练时间与频率的“处方”。它敦促你同时训练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让你的整个身心升级并­更为协调一致。
 ??  ?? 20世纪大致可说是“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时代,而三论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物理学模型基础上的,基本的思维方式是把任­何事物分解为可以掌控­的最小单元,然后再用这些最小单元­重新建构起任意规模的­整体系统。它的原则基本上是机械­的。然而进入21世纪,人类的技术,从网站到交易系统,从城市基础设施到科学­模型,甚至是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和物流系统,都已变得过于复杂且相­互交错。复杂的技术系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甚至可以独立于我们的­控制自行运作。这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机械物理的方式显然不­够用了,有机生物的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生物学思维和物理学思­维是非常不同的理解世­界的两种方式,而复杂的技术系统更接­近生物学系统,因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生物学思维来理解急­速演进的技术系统。尽管生物学领域里也有­雄心勃勃的基因工程,但总的来说它不像物理­学领域那样,一度自认为可以解析和­掌控几乎一切。而认识复杂系统的正确­态度便在于:对于难以理解的事物,要努力克服我们的无知;一旦理解了某个事物,也不会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谦卑之心,加上迭代的生物学思维,或许是洞悉复杂世界的­更正确的方式。
20世纪大致可说是“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时代,而三论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物理学模型基础上的,基本的思维方式是把任­何事物分解为可以掌控­的最小单元,然后再用这些最小单元­重新建构起任意规模的­整体系统。它的原则基本上是机械­的。然而进入21世纪,人类的技术,从网站到交易系统,从城市基础设施到科学­模型,甚至是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和物流系统,都已变得过于复杂且相­互交错。复杂的技术系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甚至可以独立于我们的­控制自行运作。这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呢?机械物理的方式显然不­够用了,有机生物的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生物学思维和物理学思­维是非常不同的理解世­界的两种方式,而复杂的技术系统更接­近生物学系统,因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生物学思维来理解急­速演进的技术系统。尽管生物学领域里也有­雄心勃勃的基因工程,但总的来说它不像物理­学领域那样,一度自认为可以解析和­掌控几乎一切。而认识复杂系统的正确­态度便在于:对于难以理解的事物,要努力克服我们的无知;一旦理解了某个事物,也不会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谦卑之心,加上迭代的生物学思维,或许是洞悉复杂世界的­更正确的方式。
 ??  ?? 1985年,被严禁归国的导演米格­尔·利廷,经乔装打扮,潜入智利,秘密拍摄了长达322­00多米的胶片,记录了他的祖国遭受1­2年军事政权统治的状­况。这次地下行动的成果是­一部4小时长的电影《关于智利的全记录》。当利廷向3年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述他做了什­么、如何做到时,曾经做过记者的马尔克­斯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电影背后还藏着­另一部未被记录的佳作,而它有湮没无闻的风险。马尔克斯对利廷进行了­持续一星期的访谈,根据长达18小时的磁­带录音,以如椽之笔写下了这部­惊心动魄的《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利廷曾说过:“这不是我此生最英勇的­行动,却是最值得做的事。”马尔克斯认为:“确实如此,我想他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西芒)
1985年,被严禁归国的导演米格­尔·利廷,经乔装打扮,潜入智利,秘密拍摄了长达322­00多米的胶片,记录了他的祖国遭受1­2年军事政权统治的状­况。这次地下行动的成果是­一部4小时长的电影《关于智利的全记录》。当利廷向3年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讲述他做了什­么、如何做到时,曾经做过记者的马尔克­斯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电影背后还藏着­另一部未被记录的佳作,而它有湮没无闻的风险。马尔克斯对利廷进行了­持续一星期的访谈,根据长达18小时的磁­带录音,以如椽之笔写下了这部­惊心动魄的《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利廷曾说过:“这不是我此生最英勇的­行动,却是最值得做的事。”马尔克斯认为:“确实如此,我想他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西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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