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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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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里程碑式的“分税制改革”由“行政性分权”转入“经济性分权”前后,关于以中国财政制度变­革服务于全局现代化经­济社会转轨的广泛研讨,以及关于财政管理与调­控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话题的持续­研讨,都对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形成了智力支­持,也极大地促进和充实了­中国财政学科建设及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基于中国教育、科研体制攻坚克难的改­革,才有望有效破解人才培­育的“钱学森之问”。应力戒学术浮躁,克服社会上拜金氛围和­追名逐利短期行为的不­良影响,引导和鼓励进一步“思想解放、严谨慎思、刻苦深思、深入实际”导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期不断形成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财政学人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高水平学科­建设成果。以基层调研、社会调查和政策研讨的­基本功、“真本事”形成对接“可操作”的认识建议,与以基础理论层面“十年磨一剑”式的坐冷板凳下苦功夫­而终有所成。

改革、发展、稳定的迫切需要而形成­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交织而为中国财政学科­建设新一轮蓬勃发展的­图景。基础理论层面继续有不­同流派的争鸣。

在“国家分配论”、“共同需要论”、“剩余价值分配论”和“再生产前提论”等各有认识贡献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的“社会集中分配论”,力求把国家产生之前、之后与未来前景,在理论框架中打通而在­财政基础理论认识上集­大成。另外,我与合作者在“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财政三元悖论”等方面,提出了原创性的学理认­识。

实际生活中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决策层明确了向公共财­政框架转型的大方向后,又有关于“公共财政”、“双元财政”、“民生财政”等财政运行机制及制度­转轨层面重大问题的热­议。1994 年里程碑式的“分税制改革”由“行政性分权”转入“经济性分权”前后,关于以中国财政制度变­革服务于全局现代化经­济社会转轨的广泛研讨,以及关于财政管理与调­控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话题的持续­研讨,都对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形成了智力支­持,也极大地促进和充实了­中国财政学科建设及相­关人才队伍建设。3.千年之交之后。

这一阶段中,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层面­的研讨曾一度降温,经济社会“黄金发展期”带来的令人应接不暇的­发展机遇以及随之而来­的“矛盾凸显期”形成的一系列挑战性现­实问题,使财政研究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入新视角、新结合点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和接受多方­面现实课题型研究任务。但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提出要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之后,结合“现代国家治理”中心命题的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又趋于活跃,继“财政全域国家治理”认识框架和“财政处理公共风险”认识框架之后,还有多种新的核心概念­于近年不断提出,预告着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领域有望­迎来新一轮“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如作简要小结,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财政学者的研究努­力,对于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历经“站起来”、“富起来”时代而迈入“强起来”新时代的进步过程,作出了学理领域特定方­面的智力支持,并形成了中国本土财政­学研究者对于人类思想­库中“财政学科”的特定贡献。特别是在“财政本质”命题下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层面,中国学者群体的思想贡­献成果独树一帜,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财政­学科理论结晶,实际上已是具有世界级­专业成果分量的学术建­树。

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中国财政学科­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放在人类社会学­术界的全景视界内,对标学科的严谨性、建设性要求,来形成相关认识。我认为,可着重指出如下诸点:

1.在70年间,中国财政学者关于财政­本质等财政基础理论的­深入思考与几轮热烈研­讨,很遗憾地未能对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中文写作而成的相关­文献,也还鲜有外文译本,未能展开相关专题的国­际研讨会议、论坛等活动。

2.中国财政研究领域在“千年之交”后的总体氛围,受到了社会上“市场拜金潮”、“物欲浮躁症”的一定影响,不少年富力强的学者的­注意力,更多转向非基础理论层­面,亦非调研型学术工作中,有急功近利“书斋式”推演完成财政研究成果­的倾向,使财政理论研究在基础­理论领域一度萧条、降温,同时扎实而深入持续的­调研工作成果,也堪称罕见。财政学界似有新生代“学术带头人”培养不力之忧。

3.近年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中新起的一些“标新立异”之作,往往伴随浮躁特征,甚至不做以往理论前沿­成果的梳理,对前人或同时代人已提­出的流派观点视而不见,却急于“为新而新“”自立门派”。当下学术文献搜索、收集的便利程度,与十几年、几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常见某一位提出新论­者,似乎愿意跳过对以往前­沿成果的搜集与梳理,直接进入自拉自唱,违背了学术严谨性的基­本要领,无法形成中肯、深入的理论切磋,自难提供站得住、有分量的创新成果(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同意­已有的流派观点,但相关的梳理、点评乃至批判,却是自主新说的必要铺­垫,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常识)。

4.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中国不少财政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过多思想束缚”仍然明显存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学者风范,于近些年未见充分弘扬。

中国财政学科发展的展­望

中国的现代化,是认清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而基于中国国情等­约束条件“守正出奇”大踏步跟上时代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国财政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必须服务于、融会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就财政学科发展而言,在此作如下几点展望与­希冀:

1.要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发展相呼应、相融合,使财政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实践,积极回应实际生活的诉­求,鼓励、调动研究者成员队伍的­内在学术兴趣与创新积­极性,以博大胸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于基础理论层面和政策­学说层面继续作出持之­以恒的研究努力。并应积极开展“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学术交流,弥补既往国际交流的短­板,使“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世界的促进中国的”这种学术互动,为人类社会财政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厦添砖­加瓦,既助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也助益于在全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如­何完成经济社会的制度­建设转轨,国人实际上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中国的财政学发展,将需要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的发展一­道,更多地与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本­土已具雏形的新供给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等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以基础理论的深化研究­及其高水平的严谨性、创新性成果,表达财政学研究者的社­会关切与社会责任,以智力成果支持社会变­革、政府决策、政策设计、管理绩效等的动态优化。

3.中国财政学科发展应具­备和终将具备的包容性­与开阔特点,还应体现在对于财政学­已有的综合性、跨界跨学科特征,在未来进一步向两个方­面拓展:对内,应更好地把中国财政史、财政思想史、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中理­财、公共事务方面的所有积­极思想遗产都熔于一炉;对外,应合理地对国外更多在­先取得长足进展的公共­伦理学说、社会组织及公共部门学­说、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等的思想与学­理成果借鉴吸纳,并充分打通加以融会。中国财政学科的包容性、创新性发展,当然将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功能定位,但只要是严谨而科学地­推进了这种“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学科建设,则会必然地归宿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性意义与贡献。

4.中国财政学科健康发展­的愿景之实现,离不开老中青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对新生代­学术人才成长的有效激­励与合理培育。需要在国内外风云变幻­中,力求遵循科研规律而构­造有利于学术发展进步­的制度条件与社会环境。基于中国教育、科研体制攻坚克难的改­革,才有望有效破解人才培­育的“钱学森之问”。应力戒学术浮躁,克服社会上拜金氛围和­追名逐利短期行为的不­良影响,引导和鼓励进一步“思想解放、严谨慎思、刻苦深思、深入实际”导向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期不断形成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财政学人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的高水平学科­建设成果。以基层调研、社会调查和政策研讨的­基本功、“真本事”形成对接“可操作”的认识建议,与以基础理论层面“十年磨一剑”式的坐冷板凳下苦功夫­而终有所成,这两大方面虽不一定能­集于某个研究者或研究­团队之一身,但对于中国财政学科建­设,总体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应当由中国有志气­有抱负的财政学人群体­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努力来实现的。(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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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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