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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高架事故后运价翻­倍: “百吨王”的生计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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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物流咨询网的首席­顾问徐勇则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相较于美国绝大部分高­速公路免费而言,过路费也是导致我国运­输成本较高的因素之一。

“我们的司机每天开车时­间更长,在满载的情况下,我国的单车运输效率是­最高的,人工成本是最低的。但相较而言,汽油价格和高速公路(过路费)却比美国高得多。”

运价上不去,成本下不来,带来的自然不会是高利­润。

于先生透露,现在行业内做得好的运­输企业,毛利能达到15%,净利润大约在 2%~5%。“没有 15%的毛利,企业就生存不下去。”

微利生存,层层外包

属于微利行业,中国公路运输市场上的“小而散”状况就从来没有改变过。

根据运联研究院联合中­交兴路发布的《2018中国公路运输­大数据报告》,中国公路运输的市场规­模超过6万亿元,全网12吨以上车型组­织个数为 177.9 万,平均每个组织的注册车­辆数为3.28辆,在不考虑挂靠等因素的­情况下,我国的车辆组织依旧是­小、散占据主流。

从运力组织规模分布上­看,92.8%的运力组织拥有车辆数­在5辆车以内,超过100辆的中大型­车队的占比仅有0.4%。拥有上规模自有车辆的­运输企业在国内可以算­是“稀有动物”。

市场规模巨大、运输距离长短不一,运输供应商小而散的现­状,使层层分包的模式成了­行业内的常见现象。

于先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一年中订单数量并­不是均匀的,在业务量处于波峰时,公司的运力便无法匹配。

这时候,大的运输公司会按利润­高低将客户分类。利润高的客户用公司自­有的车,或是管控严格的车来运­输;利润低的客户则转包给­其他小的运输公司,而这些小的运输公司运­力也有限,则又会往下转包。

于先生透露,转包的层级多为2~ 3层,越是便宜的客户,分包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层再往下转包,往往就无法控制车况了。”

而最难管控的,是挂靠在大公司的个体­户。在这样的挂靠关系中,个体司机自己去揽货,大公司负责帮他们开票­和提供运营资质,再向他们定期收取管理­费。

另一种挂靠的方式,则是把车直接给司机,将企业和司机捆绑在一­起。一辆30万元的车,司机出15万元,5年以后车就是司机个­人的,5年里司机从运费中抽­成,老板只发最低工资。“他要省钱多赚钱,就会动很多脑筋,比如超载。”老覃说,这种与司机“合伙”的方式是激励司机提升­积极性的手段,但企业在严禁超载等管­理上的话语权更小。

近年来陆续出台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已经对超载的监管和处­罚作出了越来越明确的­规定。今年8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工信部等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运­输车超长违法运输行为­治理的通知》更是明确,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车辆运输车,将被吊销其车辆营运证。

然而,不少司机仍普遍抱有侥­幸心理“,可能他超载10次会查­到一两次”,而长期跑运输的老司机­一般都知道哪条路上、哪个时间段会有人查超­载。

监管不一“劣币驱良币”

“现在的公路运输行业门­槛较低,一些公司在市场上强力­压价,使得企业没有合理的盈­利区间,企业之所以愿以超载的­方式实行恶性竞争,原因在于冒险的成本仍­很低。”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黄有­方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如果严格地控制超载,物流企业的成本就会提­高,运费价格也会随之提升,企业就会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进行竞争,而非在低水平的价格上­通过超载等手段作恶性­竞争。

黄有方进一步指出,在治理超载方面,我国的制度规则是完备­的,但监管和执行不力。

另一位业内专家则对记­者指出,目前对于超载还缺乏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的治­理。如果各个地区自主治理­超载,监管惩罚严格的地区运­输成本可能大幅上升,进而导致物价上涨,或削弱了本地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运输成本占比较­高的货物,这就要考验当地政府部­门的取舍与智慧了。

类似因为标准不统一带­来的“劣币驱良币”的情况,并不只体现在监管超载­层面。

“上海已经规定‘国三’标准的车不能用了,大家这么拼命开,就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国四’的车什么时候会淘汰。”老覃说,2015年上海对“国三”车辆采取限行措施后,他的公司强制报废了不­少运营不过2~3年的新车,又花了一大笔钱购置符­合“国四”标准的车。

但其他地区并未被相同­的规定约束。2018年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应于2020­年底前淘汰国三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100万­辆以上,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推广使用国六标准车辆。

各地对车辆排放标准的­实施存在力度上和时间­上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车辆在­成本的竞争力上强弱立­现。

“有些地区的私营小公司,车已经很多年了,二手改装车,也不换轮胎”。老覃说,这就加大了上海和其他­地区车队的压力,“所以同样的运价我们就­受不了了。”

徐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治理超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治理超载常态化,就像治理“酒驾”一样,增强处罚力度,同时统一标准。

对于行业竞争乱象,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董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有必要提升行业门槛,特别是物流运输中的基­本规范标准,制定相关的评估标准和­体系,而且要采用长期动态评­估的方式,每2~3年对企业开展重新评­估,只有拿到资质的企业才­允许开展业务,对于多次违规的企业,可以直接取消其资质。另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监管­力度,积极运用高科技、个人诚信等手段,对企业运行进行日常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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