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2500万农民工如何返岗就业
明，以政府信誉尽力为农民工扫除返岗的障碍。”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晓鸣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季度，四川大概率有50%~60%的劳动力外出受阻。我们预计会有60万~80万人返岗困难，被困在家里，这是四川必须面对的挑战。”
返岗就业面临压力
劳务输出一直是四川解决就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2018年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末，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 2511.6 万人。其中省内转移 1414.0 万人，省外输出1097.6 万人；全年实现劳务收入4466.9亿元。
不仅如此，农民工问题对四川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人数占比非常高，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量接近四分之三。在一些劳动力输出大市比例更高，比如遂宁市，全市有160多万农村劳动力人口，常年外出农民工达 127 万之多，将近80%。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农民工主要从事的餐饮、建筑和制造业等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工厂商铺纷纷停工停业，城乡社区村庄也实施封闭管理，一些地方封城封路。即使在全国大面积复工之际，农民工返岗复工也面临诸多障碍。
根据2月18日召开的四川省做好农民工务工返岗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消息，今年春节前四川省省外务工返乡农民工有720万人，截至目前返岗97.2万人，占省外务工返乡农民工的13.5%，与去年同比下降85个百分点。
中国农科院沼气研究所政策研究专家张鸣鸣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前抗击疫情进入攻坚战，农民工因其流动性、非户籍以及低成本聚居等群体特征成为重点防控对象。此外，农村到城市的公共交通大多被切断，农民工返城复工“出行第一公里”将成为难题。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四川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郭晓鸣和张鸣鸣联合撰写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四川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建议》，分别报送了四川省委、省政府以及农
业农村部。
这份报告不仅分析了返岗遇到的管制障碍，更着眼于疫情对农民工就业的长远影响。郭晓鸣表示，据测算，在四川省外务工的这1100万人中，去往湖北、广东、浙江、重庆等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的人数大概达到650万人，占到60%左右，去往这些地方复工仍有相当大的难度。
“其中60万~80万人农民工可能难以返岗，主要集中在三个群体上：一是原先在湖北务工的10多万人；二是重点受冲击的餐饮、建筑等行业的务工人员；三是4050且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郭晓鸣表示。
不仅如此，即使实现返岗，农民工也面临很多现实困境。郭晓鸣表示，农民工返城后的居住、吃饭等生活成本将大幅上升，受疫情的冲击，一些企业还可能降薪。对于一部分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生活难度加大，城市生存状况会恶化，有可能造成出去之后再返回农村的现象。
张鸣鸣表示，根据SARS的历史经验乐观估计，第二产业恢复生产将在二季度末，第三产业全面恢复将延滞到三季度甚至年底。考虑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等客观因素，总体上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会呈明显减少趋势。
四川紧急应对
四川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2月14日，四川上线全省外出务工人员健康证明网上服务平台，对符合条件的外出务工人员免费进行医疗检测，然后出具健康证，并实现网上查询，务工地有关方面及企业共享互认。
郭晓鸣说，健康证为农民工外出减少了障碍，借助政府的信誉，使用工单位和当地部门不用隔离再识别，对劳动力供需双方都有利。
四川省金堂县一位村干部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前几天每天都有50~ 60人来办理。
健康证的推出是针对各地实施严格管控措施，外出务工渠道不畅等难题的应急之举，目的就是先进行省内返岗。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在遂宁调研时表示“，让大家尽快先在省内流动起来，早日实现就业。”
2月16日，四川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提出为保障四川省农民工顺利出省务工返岗，四川省与广东省和浙江省经过充分酝酿沟通，从建立机制、供需对接、有序组织、健康监测、专车直达、驻地复检、达标上岗、加强宣传等八个方面，达成共识。
其中包括：四川与两省建立健康检测互认工作机制，广东、浙江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认可四川医疗机构健康管理证明。四川省根据农民工出行需求，按照“点对点、一站式”模式开行长途客运专车和火车专列发往广东、浙江两省。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进，以及沿海企业复工力度加大，四川农民工返岗形势会好转。但是，“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农民工返乡潮，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更大，整个宏观经济形势不同。”郭晓鸣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短期、长期及外部环境等不同压力的叠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农民工就业问题将是一道长期课题，在继续强化对外输出的同时，本地吸纳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张鸣鸣建议，因为四川部分区域劳务输出和用工短缺同时存在，可以化危为机，解决部分区域、部分产业用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把较大规模农民工返城就业困难的挑战变为解决四川省结构性用工短缺矛盾的机遇。
另外，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将这部分返乡农民工培育为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主，缓解乡村振兴中人力资源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最为困难的融资问题，政府要尽快制定特殊时期更优惠的担保抵押和贴息贷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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