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书”里的明清商业与商人：依旧是官府的韭菜，但也为社会变革推波助澜
张海英住在上海杨浦区时，经常去家附近的彰武路菜场买菜。她喜欢和商贩们聊天，久而久之有小贩远远看到她就会热情地大声招徕“：你来！你来！”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她正在做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关注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商书”——商人们写的介绍从商经验、传授经商技巧的书。与文人墨客卷帙浩繁的传世之作相比，那都是些不太上台面的书，作者既有类似菜场里和她相熟的底层鱼贩、菜贩，也有富甲一方的大布商、盐商、典当行老板。这些商书文辞虽然浅显，但却闪烁着明清商人的勤勉、智慧，还有官商关系之下的畏惧和苦恼，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生活难得的文献。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很少在这方面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如今，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的张海英，在搜集和研读了几十种公开刊印的商书以及大量手抄本后，终于完成了一部填补研究空白的著作——《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展现出明清商业经济不为人知的一面。
真实展现商人心理世界
中国商业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当时工商业为王室官府所垄断，私人没有资格从商，自然没有与经商相关的历史文献。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如子贡、范蠡、白圭等著名大商人，他们的一些经商理念和方法流传下来，成为古代商书的雏形。但张海英认为，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已经很难言说了，“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多次改写”。
直到明朝后期，才真正大批出现传授商业知识的出版物，那就是所谓“商书”。尤其是商帮的出现，使得商书有了相对固定的阅读群体，发展更加迅速。到了清朝，商书不管是内容还是种类都已经非常丰富，发行量也随之剧增“。这标志着中国商业在历经数千年发展后，商人们日趋成熟，开始形成属于自己的行业准则或指导原则。”
徽州在明清时期号称“十户人家九为商”，现存的商书也主要是徽州和山西商人编撰出版、四处流布的。商书的内容主要分两大块，一是为初入商海的人提供了解市场与贸易的入门须知，二是为携带巨额资金往返于产地和市场之间的商帮，提示路程引导以及注意事项。
这些商书，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绵密、细致地展现了当时文人和官方记载中都很少提及的民间生活状况、民间实用知识，如鱼贩写的鱼虾名歌，菜贩们加了注音的菜名歌诀，如何辨识银子成色、米麦好坏的歌诀……文字浅显易懂，便于记忆“。没有长期从商积累下来的专业经验和生活智慧，是写不出这些内容的。”张海英说，这也是商书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一。
当时还出现了很多手抄本。有意思的是，在将刊印本和手抄本的内容加以比对后，张海英发现，受众更少的手抄本，展现了更加真实的商人心理世界。尤其是关于商业伦理的阐释，在公开刊行的商书中内容都非常“正能量”，处处强调从商者需坚持的基本职业道德，如“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但在多个手抄本中，作者又对子弟和学徒说，如果按照以前流传的方法做生意“，鬼也不上门”；而是要“该真则真，需假则假，还要带三分奉承”，顾客才
觉得亲熟，愿意购买，因为如今世道已经变了，所以经商思路也要随之灵活变化。
管窥明清社会变迁
长期以来，商书因为阅读对象的整体文化程度较低，主要都是在底层社会流传，但张海英说，商书同样也是管窥明清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里面的很多内容，或许比正史更能反映出当时的真实社会状况。
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宣布取消海禁，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源源不断的白银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而流入。中国商人在财富普遍激增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巨大的新挑战，那就是如何识别外国银币的真伪与成色。当时有不少商书，就应运增加了这部分内容，比如《商贾便览》中专门有“辨银要谱”一节，介绍了交趾、红毛等国所出的洋钱，还有很多与外商打交道的经验，可谓是早期外贸记载之一。
到了晚明时期，江南经济极度发达，当时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棉纺织品远销海内外，逐渐形成若干名牌产品。与此同时“，山寨货”也开始出现。顺治十六年，松江知府还在衙门口刻立石碑，对牙行奸商的假冒行为做出裁决，并号召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不过假冒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康熙四年、乾隆元年，官府都不得不一再重申禁令。此时的商书，随之出现大量强调商业伦理的内容，比如讲求公平交易、诚实无欺、重恩守信等“。这是商书的共同特征，也是商书得以流传数百年的内在因素。”张海英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说。
在张海英看来，明清商书中还有一个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商人们在其中记载的对官府的真实心态，是研究当时营商环境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尽管明清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升，但他们还是普遍有对经商不易的感叹，“是官当敬”“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张海英指出“：这个训诫是值得关注的，说明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敬官、畏官倾向在明清商人中是普遍存在的，商人始终走在权力与经济交织的钢丝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