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很多是双重人格，既畏官又要敬官，要攀龙附凤
古代商人发展有天花板
第一财经：你研究商书比较早，是什么引起了你的兴趣？
张海英：我以前是做中国古代经济史、明清史方向研究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商书，但当时商书只是我博士后出站报告里面的一部分，后来觉得这一块有点放不下，就慢慢地积累、发掘下来。
我收集了几十种公开刊印的商书，另外还有大量的手抄本。徽州有很多经商家族都有手抄本商书，但在我这本书里没有涉及，一个是量太大，还有就是我觉得公开刊印出来的东西意义和手抄本不完全一样。因为中国古代商业知识的传授，一般就是父子相授或者是师徒相授，手抄本各个时代肯定也有。明代后期大量商人涌现，当时全国号称有“十大商帮”，商书公开刊印这件事情本身，就折射出当时社会出现了一个变化。
第一财经：商帮兴起后，商书的阅读群体也开始变大了。
张海英：商帮兴起，商书就有了阅读对象，这也是跟前代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明清时期教育的普及，使得民众识字率整体提高，这也是一个社会变化。其实商书只是一部分，当时大量的民间日用类书、通俗读物、小说、医书、农书都在兴起，说明书籍开始走向大众，不再仅仅只是士大夫的专利，这个变化跟前朝相比意义重大。商书作为其中一员，能够折射出来里面涉及到的对比和变化。
第一财经：宋朝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手工业和勾栏瓦肆里的市《走向大众的“计然之术”：明清时期的商书研究》张海英 著中华书局2019年7月版民生活也很有生机，为什么宋朝没有出现商书？
张海英：宋朝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包括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从整个社会氛围、经济发展量来说，还是比不上明清。你去看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真的是深入到民间。如果说由量变到质变的话，明清是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中国历史上号称有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全国性流动的大商人。第二次是宋代，第三次就是明清。前两次所谓商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带来这么多的变化？我觉得还是一个量的问题。我们讲商业革命有一些参照系数，比如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海外市场的拓展等。明清时期出现全国市场、区域市场乃至海外市场，市场的层次非常明显，江南地区当时的经济网络已经非常细密，宋代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第一财经：有种说法是，明清商书的大量刊印，颠覆了传统社会对商人和商业的一些固有看法。
张海英：这实际上涉及到对中国古代商人形象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古代商人其实挺不容易的，他们发展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第一，从官方意识形态来讲，儒家思想是主要官方意识形态，但孔子、孟子他们都是讲重义轻利，觉得你求商、经商就是求利，号称“无奸不商”，包括我们今天也是，如果这个人太计较钱，总归被认为好像不大地道。其实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的影响。第二，就商业政策来讲，采纳了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你去看汉代、魏晋，乃至唐代、明初，都有公开歧视商人的政策，比如给你戴个白头巾，不允许商人穿绸缎，更不许商人科考入仕，都是抑商的手段。
明清商人依然是官府的韭菜
第一财经：明清时期的营商环境到底怎么样？
张海英：总体来讲还是所谓的重农抑商，但是我个人感觉起码清朝比明朝政府，在“抑商”这块其实是更放松了。从经济学的角度，以前为什么要重农？因为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田赋。清代不一样，一个是田赋，一个是盐税，商税占据第三位。而且相比之下，田赋以前占据的那部分比重在缩小，工商业税收比重在增加，这是清代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这种情况下，虽然也号称“抑商”，但政府有很多恤商政策和宽商政策。
还有一块，我觉得所谓的“抑商”，主要是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怕商人也好，怕大家族也好，或者怕地方势力也好，总之，他们的财力
太雄厚实力太强大，容易造成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或者威胁，这是基于汉末地主庄园兴起和晚唐藩镇割据的教训。但“抑商”不是说不让工商业发展，而是要掌控在官府手里，发展到一定程度觉得有韭菜可以割了，一定会收割你。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代说到底就是十六个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商人没有终极产权及人身自由，所以你看明代的沈万三，他的错就是号称“富可敌国”。皇帝一纸诏书下来，一夜之间就可以什么都没有了，财产权没有终极保障，是古代商人面临的真实状态，为此他们就必须要依附于官。
第一财经：所以一旦有机会，商人们就会想走仕途，就像《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暴富后也买了个官。
张海英：明清商人跟前朝有个很大的不同，是前朝青史留名的都是大商人，而明清开始平民商人增多，出现了十大商帮。商帮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平民商人，他们靠自身努力发财致富。当然特权商人也有，主要是“红顶商人”，但毕竟对庞大的商人群体来说是少数。明清时期商人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你去看他们最终的目标，还是想跻身于什么？士族。
张海鹏先生有本书叫《徽商研究》，里面有一段对徽商心理的描写，我感受很深。他写到几个有钱的大徽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种惆怅，觉得没有地位，内心深处没有安全感。我书里面也有一段，就是程春宇的《士商类要》里面有一句话，告诫那些经商的要“是官当敬”，意思是哪怕一个小官，都不能去得罪他。对方稍微对你动动手脚，你都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他的话说得比较文绉绉，其实他们面临的是很难的状况。
学术界经常讲明清社会面临转型，但这个转型最终没有完成。西方在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过程
中，因为采取“重商主义”，商人就在对冲破传统制度桎梏上起的作用比较大。东西方不同主要还是彼此政治环境不一样，中国就是前面我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顶是冲不过去的。商人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生杀大权也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古代商人很多是双重人格，既畏官又要敬官，要去攀龙附凤，找个靠山。
到了清代以后，商人可以参加科考，这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以前科考要回老家去考，这时候变成在从商地就可以科考，很灵活，这是给商人的一个出路。另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捐官制度，有钱可以买官，干嘛还要一定去科考？所以明清时期会有大量的“弃儒从贾”的现象，这时士商开始逐渐相互渗透。
第一财经：明清商书里面，有哪些内容对现代社会依然有启发？
张海英：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会注意我们现在的社会乱象，有时就有一种感慨，人是一定要有道德约束的。道德底线没有了，所有的制度都是失灵的。像现在假冒伪劣泛滥，假衣服假鞋子且不说了，连食品、药品都造假，这可是图财害命、伤天害理的事啊！什么叫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这就是。
明清商书里面有商业伦理规范，对刚刚入道的从商者来说还是有用的。当然不是说有了道德约束，无良商人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有时一个社会越是强调某种纪律、越是强调某种道德，其实反而说明这些东西恰恰是缺失的。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到这些问题，要改变自己无良的形象，要做一些社会公益，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特别是清代商人里面有这个风气，你不做公益会被大家诟病，所以就形成了社会风气。我在看江南方志的时候感慨就非常深，江南很多市镇里的路桥、村学、社学都是商人捐赠的，这种风气，到民国都还有。